天津丧俗的弃旧图新

谭汝为 

一、

 丧葬文化起源于人类早期的宗教思想和鬼神崇拜。早期人类相信鬼神存在，他们希望通过带有神秘色彩的丧葬礼仪和祭祀活动来达到使死者安详、灵魂转世的良好愿望，同时借此表达对亲人去世的悲哀和怀念。

 人生礼仪的最后一件大事，就是丧葬礼俗，民间称为“办白事”。旧时的葬礼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因而希望已故亲人在另一个世界得到幸福与安宁，并且保佑家人兴旺发达。另外，古代的丧葬礼仪与“孝”文化密切相关。一个人的“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养老，二是送终。养老是对父母生前的赡养，送终是对父母死后的埋葬。按照“孝”的本意，这两方面应等量齐观，但社会实施结果，却偏重于“送终”。因为“养老”的背景只拘囿在家族内部，而“送终”却属于公开的社会活动，因此“轻养厚葬”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普遍存在的。人们为了让亡故亲人的灵魂得到安宁，与此同时显示自身的孝道，就尽可能对治丧和送葬竭尽全力地大操大办，厚葬重殓，讲求排场，甚至不惜倾家荡产。丧葬礼俗的仪规追求繁缛，成为富商大贾和官宦人家赌豪竞奢的一种形式。

自清朝至民国直到解放前，天津卫的红白大事历来讲究大操大办，尤其丧葬习俗，排场之大，礼节之繁，在全国大都市中赫赫有名。究其原因，一是漕运繁荣推动了盐商家族的兴起，豪商巨贾争相斗富，致使奢靡之风泛滥。二是效法帝王后妃的皇家排场大肆铺张，天津开埠以后，京都达官显贵多集中到租界，不受皇城品第的管制，尽可随意折腾。以至当时有这种说法：富贵不敌上海，排场不过北京，红白事比不过天津卫。

 旧时丧俗，由丧礼和葬礼两个阶段组成。丧礼包括换装裹、停尸、报丧、缝孝衣、搭灵棚、选材、扎彩、成殓、守灵、接三、烧七、吊唁；葬礼包括发引、伴宿、晾杠、祭门、起灵、出殡、下葬、圆坟、祭奠、守孝等繁缛的内容。出大殡其实是对家族的人力、财力、物力以及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一种宣示。

 与白事奢靡之风相对应的是，天津的丧葬革新也呈现勃发的生机。这和天津开埠后外来的租界文化的影响不无关系。早在1905年，李叔同在天津为母亲办丧事时，就用自身的行动移风易俗。他在《大公报》上发布《哀启》，声明概不收受呢缎、轴幛、银钱、洋圆等物，可以送挽联、纪念诗文、花圈等；参加追悼会的人，不行旧礼，愿意者改行鞠躬礼。李叔同特意为母亲写了哀歌，整个仪式简朴感人——这在当时，可谓令人为之振奋的空谷足音。

 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天津旧城居民中开始流行在死者下葬以后佩戴黑纱的习俗。30年代末，市内出现马拉的四轮灵车，可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到40年代开始在中等人家流行。50年代末期，开始提倡火葬，倡导“厚养薄葬”，直至70年代初，土葬风俗仍存在，两种丧葬制度并存。但丧葬礼俗开始变革，孝服缝制趋于简单，只戴孝帽、系孝带，用白布封上孝鞋即可；葬后百日内只要求戴黑纱；妇女在此期间稍忌艳丽服色和浓施脂粉；停尸起灵的时间缩短到3天；亲友邻里一般送花圈。从服丧到圆坟儿，仅1周时间便可以结束整个丧礼，节约了大量的精力和开支。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彻底废除土葬，除少数民族外，汉民族全部实行火葬。火葬的实行本已简化了土葬中的繁琐礼仪，但随着市民经济收入的提高和世俗的心态变化，旧有的丧礼又被搬到了火葬的礼仪中。80年代末开始，在城乡农民和市民阶层中又兴起了大讲排场、铺张攀比之风。穿重孝、放鞭炮、烧纸钱、燃扎彩、录音诵经、送路、土葬等形式抬头，送花圈习俗演变为送花篮，并以门前花篮多少来显示地位、财势和人缘好坏。这种在丧葬活动中大肆操办的迷信之风的抬头，亟待移风易俗，予以割除遏制。

二、

 按照旧丧俗，死者家眷应穿丧服。嫡亲子女、媳、孙、孙媳等为“重孝”。孝子要戴一把抓平顶儒中外带麻冠，侧缀麻络，俗称“扎堵子”。其上用麻有单双棵之分，若父母双亡则要用两根麻缠绕。女人则一律头戴用白布折成2寸宽的布带，围在头上脑后交叉，用白布裹铜钱以发卡卡住，下端搭至腰间，俗称“箍子”。孝鞋是在普通鞋上罩上本白布，后跟缝红布条，俗称“孝子鞋”。从孝服的颜色和披麻的粗细也可分辨亲疏关系。

 按照旧丧俗，供桌上摆放供死者画像，摆香炉及八仙供果。地下放烧纸瓦盆一具，按时焚烧纸钱。在礼佛事中，还要焚烧冥器、纸箔。男丧焚马，女丧烧牛。出殡前，家人朝奠、午奠、夕奠，每日三次焚香绕纸祭奠。亲友吊唁，孝子要在灵旁跪叩陪祭。随后跪拜吊唁者，称为“谢孝”。灵旁孝子叩拜多，民间有“孝子头，满地流”之语。人们在吊唁、圆坟、祭奠时都烧纸钱。殡仪队伍或灵车在路过城门或桥梁时，要撒纸钱。下葬后在坟前或火化后在空地将纸钱、花圈、花篮和各种扎彩一并焚烧。另外，旧时在三七、五七、七七、六十日时均设祭；其中五七时，由孝子焚烧纸糊的彩人，六十日焚烧纸糊的船轿。

 扎彩，指用纸和竹劈子扎制的各种造型的随葬品，包括马、牛、车、轿、箱、柜、金山、银山、童男、童女、开路鬼等。死者若为男性，就扎车、马，所谓供男人在阴间乘坐；若死者为女性，就扎牛和轿。另外箱、柜、金山、银山、童男、童女，扎彩时都不可缺。

 扎彩行当在20世纪50年代后曾一度消亡。但从80年代始，这种风俗又悄然而至。扎彩的造型除仿传统外，又出现很多现代化用品的扎制，如彩色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录音机、组合家具、沙发、汽车、洋房别墅应有尽有。丧葬旧俗“送路”这种祭奠形式，在今天仍然存在，但在形式上趋于简化。一般在尸体火化前一天晚上12点以前，家人和亲友到街头十字路口处焚烧纸钱及各种扎彩，痛哭一场，然后绕路返回，不得走回头路。在办丧事过程中燃放鞭炮是近年来兴起的丧俗，究其作用，无非是宣示四邻周知、烘托送行气氛。

 目前，在丧葬和祭祀活动中焚烧纸钱、纸人纸马，燃放鞭炮的陋俗，既浪费了钱财，又污染了空气和环境，还容易引发火灾，可谓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完全可以用呈献鲜花、点燃蜡烛等文明且环保的形式取而代之。

 总体说来，在传统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丧葬礼仪及丧葬文化的存在，与“孝”文化紧密相关，反映了当时儒学的社会伦理与社会政治思想，与封建国家维系社会秩序与政治制度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但自“五四”运动以来，社会进程、政治经济制度、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原来的丧葬礼仪及文化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发展要求。去除包含其中的封建迷信思想和过量的烦琐形式，保留与人文情怀有关的思想内容与庄严肃穆的表现方式，并增添符合和适应现代社会观念与社会要求的内容和形式，树立新的丧葬礼仪文化，在当今是十分必要的一项社会风俗的变革。

 1987年6月，天津市制定了《殡葬管理暂行办法》。1992年6月，颁布了《天津市殡葬管理办法》，对殡葬依法实施管理，体现了行政法规对民俗的引导作用。90年代以来，随着家族墓地的消亡，国有公墓不断增加，为火葬后的骨灰存放提供了较好的条件。此外，还有骨灰植树葬和骨灰下葬立碑墓地等，这种方法来源于传统的“入土为安”的思想。近年来兴起的骨灰海葬也逐渐为人们接受。

　　 总之，祭莫死去的亲人，选择什么方式，受经济、文化等个人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应该说，悼念亲人，是人之常情。但是，在现代文明不断发展的今天，应革除那些带有迷信色彩的陈规陋俗，使丧葬礼仪朝着文明、健康、环保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