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绍兴师爷”
谭汝为
“师爷”作为一种职业人群,早已有之,不过在明清之前,人称“幕僚”,像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曹操的幕僚蒋干,《水浒传》上山前的押司宋江,《红楼梦》贾政的清客詹光、单聘仁等都是这种行当。晚唐诗坛巨擘李商隐,在省级领导手下当了半辈子大秘,多年奔波于幕僚生涯,迎来送往,案牍劳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这种屈辱的生活,使才华卓异的诗人发出惨烈的喟叹:“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不复没阶趋!”可见,寄人篱下,仰人鼻息,俯首贴耳,摧眉折腰,一路小跑,听命于人的滋味确实不好受!但走进新时代,大秘却红极一时,如“河北第一秘”李真,在燕赵大地横行无忌,这是后话。至于尚未落马的其他大秘,花月正春风,我点到为止,书归主题。
“师爷”职业的真正勃兴,始于明代中晚期,盛于有清一代,没落、衰亡于清末民初,在中国古代社会活跃了约300年。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浙江绍兴籍师爷遍布全国各地大小衙门。清代比较重要的三部幕学(秘书学及公文写作)专著《佐治药言》《雪鸿轩尺牍》《秋水轩尺牍》的作者汪龙庄、龚萼和许思湄都是绍兴人。龚萼《雪鸿轩尺牍》云:“吾乡之业于斯者不啻万家。”就是说绍兴当师爷的有近万人。这些师爷在全国各地大小衙门中广泛分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域性“师爷帮”,互通声气,互为党援,并排挤其他乡籍的师爷。
师爷为什么以绍兴籍贯者为多?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四点:
首先,自古以来绍兴文风炽盛。绍兴,指清代绍兴府,包括山阴、会稽、萧山、诸暨、余姚、上虞、嵊县、新昌八个县。位于杭州湾南岸,以会稽山为中心,两翼为浦阳江和曹娥江,山水秀丽。自东晋始,绍兴就成为全国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这里的读书人很多,文人倍出。因而,当地科举竞争相当激烈。绍兴民谚云:“一百秀才莫欢喜,七个贡生三个举;四十五个平平过,四十五个穷到底。”绍兴读书人多得和糗虾酱一样,因此,要想在科考中出人头地,确实难上加难。在这种背景下,科场不顺,甩下来当分母的文人为数极多。这些人从小读书,细皮嫩肉,肩不能挑担,手不能稼穑。怎么办?其中多人只能端起“师爷”这个饭碗了。
其次,绍兴出师爷,与当地“鱼米之乡,人多地少”的经济状况,以及绍兴人“不恋乡土”的乡风有很大关系。明代以来,由于人口增长,绍兴成为地狭人稠之地。因此,大批绍兴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其中有文化素养的文人外出任各级衙门师爷,游幕四方。另外,绍兴水乡之民,习于漂泊迁徙,富有开拓冒险性,安土重迁的观念比较淡薄。这些因素无疑与师爷奔走各地的职业特点相契合。
第三,绍兴出师爷,又与绍兴人精细谨严、善于谋划的思维和性格特点有关。精细谨严、善于谋划,正是当师爷所应具备的基本职业素质。比如当刑名师爷,面对纷繁的法令案例和复杂的案情,必须用心精细,判断谨严,否则案牍字句小有出入,则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清代有一首竹枝词云:“部办班分未入流,绍兴善为一身谋。”(《燕台口号一百首》)说的是:中央六部的书吏(书办)皆为绍兴人。虽然在官场上并未入流,但却擅长权谋,功力老到。如果说绍兴书吏善谋划,那么绍兴师爷加上伶牙刀笔,就更驾轻就熟了。
第四,封建社会的幕学授受,无今之大学本科文秘专业培养,也没有职业培训之类,更无今之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一般只在亲友故旧中进行作坊式的私下传授,而亲友故旧多为本地人。绍兴人当师爷的本来就多,一位绍兴籍幕师就可以教授乡谊弟子多人学幕,那么绍兴籍师爷的数量就会成数倍增长。这也是大批师爷多由绍兴产生的另一条重要原因。
最后谈“绍兴师爷”的结局。到了清末,在改革官制和兴办新学的氛围中,各省各府各县审理讼事改由法院专使司职,同时起用归国留学生和各地法政学堂的毕业生充实各级衙门。于是,新型的法律手段代替了绍兴师爷的传统审判方式,新型的司法人才取代了刑名师爷,从根本上动摇了绍兴师爷垄断司法审判的基础。随着绍兴师爷在刑名和钱谷两大优势的渐次衰微,其群体随即瓦解没落。于是,兴盛三百年的“绍兴师爷”最终与封建王朝一道寿终正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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