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学 与 浪 漫 

 文学史证明：浪漫，乃文人天性。唯其浪漫，才有文学。

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感情全部释放，就是个性充分张扬，就是天资完全展现，就是内分泌饱和到临界程度，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之中。

那些循规蹈矩，只知道等因奉此的，那些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些点头哈腰，唯信奉本本主义的，那些头脑冬烘的……基本上进入木乃伊境界的文人，既别指望他们浪漫，就更别指望他们文学。

           作者：李国文；原题《秋江上的浪漫》；来源：《北京青年报》2010年8月21日

凡文人，无不具有一点浪漫气质。

浪漫，成就文人，越浪漫，越有可能造就真正的文人。所以，不浪漫，当不成文人，至少当不成真文人，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的大文人，必先有大浪漫，才有大文学，如唐之顶尖文人之一李白，如宋之顶尖文人之一苏轼，这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典范。

中国的小文人，并不因为其小，便收缩规模，只能小浪小漫。事实并非如此，成就有高低，名声有大小，但在浪漫面前，人人有份，一律平等。大文人可以大大落落、大张声势的浪漫，小文人照样也可以大锣大鼓、大显身手的浪漫。

南宋诗人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历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人，就是这样一位在文学史上说不上是顶尖的，但在同时代的侪辈中，却是铮铮佼佼的一流文人。他不但有非凡的文学成就，而且更有绮丽的浪漫故事。

你无论如何想不到，就这位极文学、极浪漫的张孝祥，元曲大家关汉卿《萱草堂玉簪记》，写的就是他；明代戏曲家高濂《玉簪记》，写的也是他；而明代无名氏杂剧《张于湖误宿女贞观》，和明人《燕居笔记》中的《张于湖宿女贞观》，都曾以他的浪漫形象为作品题材。如此多的作品，聚焦在他身上，仅此一点，便可想知，在张孝祥那个时代，此人不但是一个丰华出众的文章高手，更是一个风流蕴藉的多情才子。否则，他怎么可能成为元、明、清三代戏曲、杂剧、话本的舞台上，一个屡被演绎的浪漫人物呢？

甚至到了二十一世纪，白先勇先生还要将这出《玉簪记》，改编成现代版昆曲，将继青春版《牡丹亭》之后，在北京南新仓的皇家粮仓里献演呢！

秋江，是一条美丽的河流，秋江之上，曾经演绎过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一位美丽的道姑，为了爱情，打破世俗禁忌，一路追赶她的心上人而去，她在一叶小舟上，与艄公对唱的戏，那急切中的忧虑，那憧憬中的疑惧，是《秋江》最感人之处。改编自明代传奇《玉簪记·追别》的这出折子戏，虽然，诗人张孝祥没有出场，但实际上能感觉到他的存在。所以，不但文学史留住了张孝祥，连戏曲舞台也留住了这位于湖居士。最为浪漫的一个插曲，莫过于张孝祥授临江令，到该地的女贞观去探望他的姑母的时候，曾经向那时还在庵里修行的陈妙嫦示爱过。

这就是浪漫透顶的张孝祥的行止了，他没想到在尼观里，竟有这等堪称绝色佳人，遂留宿寺观。这就是高濂《玉簪记》的故事蓝本，他所依据的乃是前辈关汉卿的《萱草堂玉簪记》，绝非凭空而来。而从清人雷琳的笔记《渔矶漫钞》所述，证实宋代女贞观陈妙嫦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正，工音律。确有其事，确有其人，并非向壁虚构。本来，这位才子，拜见了姑妈以后，就打算告辞的。但这位明眸皓齿，美艳动人的道姑，却让他不忍离去，他执意要留下不走，他姑妈撵他也不走，这就是诗人毫无顾忌的浪漫了。

据清人冯金伯的《古今女史》，这爱情故事更有惊人的戏剧性结局。

“宋女贞观陈妙嫦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真观，见妙嫦，以词调之，妙嫦亦以词拒于湖。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私情甚洽。潘密告于湖，（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也。”张孝祥抛开自己，法外施仁，玉成这场婚姻。你会不由得赞叹，在这个世界上，成人之美，也许是一种最高尚的品行了。

    所以，文学史证明了这一点，浪漫，乃文人的天性。唯其浪漫，才有文学。什么叫浪漫？浪漫就是感情的全部释放，就是个性的充分张扬，就是天资的完全展现，就是内分泌饱和到临界程度，就是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处于活跃兴奋的状态之中。那些循规蹈矩，只知道等因奉此的，那些按部就班，不敢越雷池一步的，那些点头哈腰，唯信奉本本主义的，那些头脑冬烘的……基本上进入木乃伊境界的文人，既别指望他们浪漫，也就更别指望他们文学。

浪漫和文学，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一面有多大面值，那一面也会有多大面值。这就是说，浪漫有多少，文学也该有多少。

一点也不浪漫的文人，最好去当锱铢必较、涓滴归公的会计员；或者，去当颗粒归仓、一尘不染的管库员。中国文学史上常常发生的误会，就是将会计员和管库员，弄来当作家和诗人；而把作家和诗人，送去做会计员和管库员。凡各得其所的朝代，文人相对活跃，文学遂有可能繁荣；反之，各不得其所的朝代，文人活得很没趣，文学也就发达不起来，于是，只有凋敝。

也许，文学史的兴衰，与文人的浪漫，存在着这种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