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天津话》序言

    李世瑜 

1945到1948年，我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导师之一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教授，比国神父。语言学是人类学中重要的一门课，我跟他学了不到一年，还跟他两次赴万金、宣化去做田野调查（利用暑假，共四个月）。当我掌握了他的全部方法论之后，我造反了，我认为他那套办法只能是一个外国人研究另一个外国方言的办法，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方言用不上。我们为此争吵，以致面红耳赤，最后我刷了他的课。

我在1946年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关于天津方言的文章，是在北京《民语报》的《民俗园地》上，分八期连载，内容是我搜集的天津方言土语400多条。我拿给贺登崧看，他说我写的也是语言学。我说研究中国方言只能用这种方法。以后我们就各行各是了。

    1954年我在天津教师学院任教时，曾利用一年内所有的节假日到天津四郊调查方言，结果发现了天津方言的等语线，确立了“天津方言岛”学说。在此期间，我越发觉得什么地方的方言非要本地人才有资格去研究这个道理。比如我是天津人，静海是我们的比邻，我就没有资格去研究静海方言。我号称是有学方言天才的人，我自以为静海话说得不错了，但叫本地人听来却发现我的静海话不是杨柳青、独流、静海城里的话，而是辛口、木厂一带的静海话。果然我是跟木厂的人学的。

1956年我发表了一篇《说天津话的人怎样学习普通话》在《中国语文》上，得到了当代语言学名家丁声树先生的赏识，说我开创了由方言学习普通话的文章体例。以后该刊又连续发表了许多篇文章，都是按照我的体例。丁先生又告诉我，说我应该再掌握一些古音韵学的知识就更好了。对于这番启示，我未便遵循，因为唐宋元时天津话还没形成，天津地区只有星星点点的少数几个说静海话的村庄。

1984年到1986年我在美国，听说中国语言学的泰斗级人物赵元任、李方桂也在美国，我很想把我的成绩向他们展示一下，但未能如愿。只是见到了赵元任的女儿赵如兰女士，是为了在美国成立昆曲研究会的事。见到李方桂的公子李林德先生，是为了约请我到路提格大学讲中国民间宗教的事。赵先生已于年前过世，李先生远在西部，我无缘谋面。

                        （与李世瑜老先生合影）

我讲这些不只是为了说明我自己研究天津方言的历程，还在于说明谭汝为教授的《这就是天津话》的方法是对头的，研究天津方言就应该是这样。汝为的父母虽然是广东人，但他却是土生土长的天津娃娃。他从小就说天津话，对天津话不但有深厚的感情，而且有精到的研究。他把天津话的方言俚语都吃透了，找出一些天津独具的词来进行词义的解释，探索其词源，然后举出典型的例句，再由这个词引申到其他相近词汇的或有关系的词，丰富多彩。加上汝为的文笔生动、通俗，有大家风范，可读性很高。

汝为的研究方法深获我心，他不是动不动就是国际音标，要不就是什么“纽”呀“纽”的古音韵，把人弄得不明不白，如在五里雾中。这类文章、书籍我看过一些，白耽误时间，如《钟祥方言》一书，读来像“天书”，写的人头头是道，条分缕析，作者自己很明白，可却不管看书的人明白不明白。汝为的书则不然，关心天津方言的人保管都爱读它，而且是一看题目就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汝为的研究方法比我强多了，我没那么仔细认真地追究每一个词。我读他的书稿时，时常发生惊讶，他居然把这个词和那个词联系在一起，有道理吗？！细一琢磨，有道理，它们是应该这样联系的——汝为真把天津话研究到家了！莫怪他的《这就是天津话》栏目在电视台连续播200多集了！                                          

           2008年11月18日

（李世瑜先生，著名学者，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1922年2月出生于天津，辅仁大学社会学系、研究院人类学部毕业，1948年获硕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亨利·路斯奖金并终身“路斯学者”称号。曾在辅仁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教学杂志社、天津古籍出版社等单位任职，兼任美国宾州大学 、日本学习院大学客座教授。曾应邀至美国、日本、加拿大、英、法、俄、爱沙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讲学。1940年开始，李先生以田野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民间秘密宗教及结社，后又旁及人类学范围内所属相关学科，如历史学、考古学、宗教学、民俗学、方言学 、方志学 、文献学等。著有《现代华北秘密宗教》《宝卷宗录》《天津的方言俚语》《社会历史学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