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地名与码头文化

清代以来，天津周边地区水灾频仍，河北、山东、山西的大量难民挈妇将雏涌入天津。他们在天津举目无亲，要生存下去，无非两条出路：一是喝破烂，回收废品糊口；二是干脚行，扛包装卸养家。在大批难民“闯码头”涌入天津的同时，也将他们各自的地方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和晋阳文化带到了天津。

以码头为特色的市俗文化表现在民间艺术上是曲艺，因而天津成为北方曲艺的大码头。码头文化催生了天津特色食品：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十八街麻花、大饼卷酱牛肉、煎饼果子等——就餐时不用碗筷，也不必正襟危坐，用荷叶一包或用纸一托，卷起来就咬，可边走边吃，既方便省时，又价廉实惠，吃起来瓷实，还不耽误扛包上跳——这就是码头文化在天津民间饮食上的典型体现。

以码头为代表的天津 俗文化，表现在村镇街巷命名上很为随意，尤其是外地人迁入聚居的新里巷，我辈数人，定则定矣，只要突出了新聚落特征，不与临近聚落重名，叫着顺口就行，并不考虑它的文明雅致与否。胡同对着桥，就叫桥口胡同；巷口有棵电线杆子，就叫电线杆子胡同；胡同里有制售锅巴的，就叫锅巴胡同；巷内有个猪圈，就叫养猪胡同等等。这种口头命名，不用审批，不必备案，只起一个区别性的作用，体现出城镇地名命名还处于无序的自然主义状态。因而粗俗的老地名数量众多。

例如脚行胡同，在天津至少有两处，一在河北大街，一在中山路。1982年，前者更名为新胜利胡同，后者更名为自强胡同。天津早期脚行主要集中在三岔口、针市街、海河码头和盐坨地区等。脚行把头们勾结官府，分界把持，形成封建割据的把头制度，大把头多为恶霸，残酷盘剥搬运工人，欺压百姓。

近代天津码头，产生了以“熬刑”“械斗”“割肉”而闻名全国的“混混儿”现象。天津混混儿组织，最早一批出现在鸽子集、三义庙、关上、关下、卢庄子、草厂庵等地。混混儿既是地痞流氓组织，也是本地盘内居民公共利益的保护者。他们为争地盘的群殴械斗，骇人听闻；但见到地面上鬼秤骗人和偷盗行为，辄出头揭露或奋勇追捕；每遇火灾，会奋不顾身前往扑救；在为地方公益出钱出力时，毫不含糊；甚至在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能义无反顾地为国家豁出性命——电影《老少爷们儿上刑场》就以此为题材。混混儿这个特殊的群体，是码头文化、平民文化、燕赵文化与游侠文化相互渗透而生成的一个畸形儿——集不法行为与侠义之举于一身，既遭人批判唾弃，又颇能得到几分敬重。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但也应看到，由于码头文化的主体成分是失去土地的北方农民，他们以“闯码头”的形式进入天津，其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都属于小农经济式的，在讲义气、抱团儿、性情豪爽淳朴之外，视野狭隘、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的思想性格弱点，也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