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语言讲座（15）

社会语言微观研究 有待拓展深入

变异理论是社会语言学的经典内容，也是国内介绍得最完整的社会语言学理论。拉波夫、特鲁吉尔、爱切生等学者的专著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介绍到国内的社会语言学著作。祝畹瑾的《社会语言学概论》（1992）等综述性著作中对这部分理论和研究方法介绍得很详尽。但和语言规划等宏观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比，我国在语言变异、行业语等微观方面的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陈章太，1998）原因在于我国学者对国外引进的变异理论吸收消化不够，特别是和中国的社会现实联系不够，系统的理论和丰富的语言实际状况缺少有效的联结阻碍了变异研究的开展。这既和引介者（以外语方面的人员为主）远离汉语实际的现实有关，也和汉语、民族语言学方面的参与不够有关。这种局面再一次说明：各方连手、共同参与是繁荣我国社会语言学的重要前提。

国内关于变异理论的研讨一直在进行，这里主要涉及到对语言社会性的认识、变异的本质、变异和语言变化的关系等内容。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包括《从社会语言学的观点论社会变异和语言变体的关系》（王德春1982）、《语言变异和语言系统》（辛刚1991）、《社会语言学变异研究的若干问题》（张迈增、郑荣萱1999）、《语言调节与语言变异》（施春宏1999）、《语言变异的本质与制约》（张辉2000）、《语言的社会性与语言变异》（吴国华2000）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松岑的《语言变异研究》（1999）一书是我国迄今为止的第一部变异研究理论专著，书中讨论了语言的本质、变异理论、变异研究方法、变异成果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理论完整、体系性强，对改变我国变异研究的落后局面意义重大。

就具体的研究课题而言，语言的国别变体、性别变体一直是热门的话题。这两方面的讨论以英语为主，引介成分居多。讨论英语国别变体的文章占了极大的比重，其中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苏格兰、新西兰、加拿大、巴基斯坦、新加坡等，其他如美国黑人英语、女性语言的有关介绍也比较多。在为数众多的文章中，侯维瑞《英语的社会变异》（1987）、孙骊《英语国别变体的研究和英语在中国》（1989）、李文中《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1993）、林秋云《作为外语的英语变体——中国英语》（1998）等因能够体现中国学者独立的思考而引起了我们的特别关注。除英语变体外，讨论西班牙语、德语、法语变体的文章也占有一定的比例。

语言与性别研究方面，我国学者撰写的《北京话语音里的性别差异》（曹志耘1986）、《书面语的男女差异》（邱大任1987）、《方言色彩普通话的性别差异与因素分析》（耿二岭1987）、《北京话“女国音”调查》（胡明扬1988）、《论性差交际学的理论和方法》（姚亚平1988）和《性别与语言》（孙汝建1997）等都是针对汉语实际的可贵成果。《性别在不同语言中的表现》（杨永林1989）、《语言与性别研究综述》（赵蓉晖1999）和《西方语言与性别研究述评》（李经伟2001）都是跨度较大的综论性文章。

除上面提到的内容外，国内学者在语言与文化、言语交际和社会心理语言学等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986）、刘焕辉的《言语交际学》（1986）、王德春等人的《社会心理语言学》（1995）等都是这些领域的代表著作。还有一些专题（如称谓语、委婉语等）也一直是中国学者非常关注的，例如仅1994年以来就称谓问题发表的论文就达200余篇。社会语言学的应用还在语言教育、广告语言、法律语言、刑事侦察等方面展开，但有关研究的发展很不平衡。

中国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学术活动一度很活跃，1987、1989和1992年，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社会语言学研究室出面主办了3次全国范围的研讨会。但在10年以后的2002年，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才使沉寂了相当一段时间的社会语言学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英国社会语言学家米尔罗伊曾说过：“中国可以说是社会语言学者的‘伊甸园’，各种语料应有尽有。中国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不仅可以为现有的理论模式提供更新、更有趣的佐证，而且还可能对现有的理论模式提出挑战。”（Milroy L. & Milroy J.，1995：45）我们就以这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不仅想以此表达对已有的探索和成果的敬意，也把它作为对自身的提醒和鞭策。愿中国社会语言学能够在新世纪取得全面的发展和长足的进步！

（来源：赵蓉晖《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的若干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