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兼具的 天津文化

谭汝为

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分析，左右一个地域文化风貌的形成和发展，有四要素——自然环境、人的素质、社会经济和社会结构。四要素的相互冲击融合，就可以孕育出特色鲜明的区域文化。

就自然环境来讲，天津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城市生命的原动力。“九河下梢”，濒临渤海，河海相连，贯穿天津的海河，将上游的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这种得天独厚的风土人情造就了天津的“水文化”。

“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现代都市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天津从有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缓慢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促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

1404年设天津卫，1725年升天津州，后又改天津府。而天津居民多为移民，一是设卫后军队移民，以安徽籍为多；二是各地商贾小贩，冀、鲁、粤、浙人居多。1850年天津人口统计资料显示，土著仅占百分之二强。移民向来靠真本事吃饭，在码头生活，竞争尤其激烈，没有两下子很难立足。

码头文化的流动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码头文化的竞争性，赋予天津人更多的危机意识和较强的求生意志；码头文化的多元特征，则赋予天津人更多的自由精神和适应能力。

总之，当现代机遇降临一座都市时，码头文化较传统封建文化，实现这种转换要容易得多。天津近代能很快跃升为中国现代都市排头兵，与原有历史积淀关系甚深。

19世纪80年代，洋务运动在天津兴起，并成全国中心。通过学习移植西方军工和民用工业，建立起现代军工厂、船坞、铁路、轮船、电报、电话、邮政、医院、洋学堂，特别是外贸迅速扩展，进一步与海内外沟通，为天津演进为现代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基础。

那时，具有现代意识的各种人才和文化名流接踵而来。早期留美归来的90多名留美生，近一半驻足津门；严复1880年来天津后一住就是20年。天津产生了中国第一所大学，最早的几所现代医院和医学堂，最早的一批电报和电话，最早的邮票和邮局，最早的自来水公司，最早的公交电车等等。

20世纪头30年，天津工商业又进一步发展，解放路两旁林立的银行，左右着华北、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命脉，被称为“东方华尔街”。那时，作为现代都市的天津，其文化特征体现在：

一、现代工商业群体逐步扩大，成为左右天津经济命脉的核心。天津商会等几十个代表工商业者经济和政治利益组织的涌现，不仅显示其强大实力，也为天津工商业进一步现代化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二、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阶层涌现，为现代都市文化奠定根基。天津市民那种较强烈的竞争意识、较开放的生活理念、较自由的价值追求、较规范的社会交往，都直接推进了都市文化的现代水平。

三、现代知识群体的形成和壮大，提高了天津的文化水准和知名度，也为天津现代都市文化提供了源头活水。《大公报》《益世报》等成为报界热门，中国第一个篮球队首先出现在天津，由天津张伯苓最早提出申办奥运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现代都市文化的格局已经完全形成并为世人所公认。

如果说北京是精英文化，属京派；上海是商业文化，属于海派；而天津则是市民文化、通俗文化，属“津派”。市民文化并不比主流文化低贱，也并非与主流文化对抗，而往往是主流文化的“泛化”。精英文化不能与通俗文化这个基础绝缘。精英文化要想在老百姓心中生根发芽，必须经过亚文化的过滤、筛选和整合。

相声之所以在北京诞生，却在天津成长，除天津观众热情好客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天津有容乃大，海纳百川的胸怀。天津作为移民城市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天津观众可以接受不同地域、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艺术形式，不论山西梆子还是河北梆子，不论豫剧还是越剧，只要好就行，在这里就被认可。

　　俗文化中有一个难以割舍的情结，就是幽默。幽默诙谐，体现天津人待人接物一种化解意识，敢于拿自己找乐，善于把人生严肃课题游戏化、谐趣化！天津地处九河下梢，码头遗风，生存竞争激烈。想在天津养家活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想化解生活的压力，只能自己找乐儿。高高兴兴，乐乐呵呵，不说不笑不热闹，说说笑笑度时光。

每座城市都能列举几个本土大腕，天津的文化大腕是梁启超、李叔同、曹禺、孙犁。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李叔同红在外地，曹禺大半生致力北京人艺，孙犁荷花淀派属河北省。四大家只留给天津一半。

天津卫毫无争议、最大的“腕”，就是相声大师——马三立。天津人热爱相声，真懂相声，器重相声，天津是培养相声名家和观众的摇篮。从去年11月中旬开博，我先后结识天津卫10多位博友，如廉律师、西山大、刘彤、老穆草堂、老唐法眼、天马唯一、张继伟、欢乐使者、睡不醒、小妹格格、风和日丽等（不谦虚地说：包括本人在内），无一不是相声行家、相声铁杆爱好者。如果老几位聚会凑到一块，甭特意准备，给您说上几段，绝对没问题。您读咱天津人的博客，会感到谙熟生活、通晓人情、灵魂透亮、幽默诙谐、大度辩证的气息扑面而来，和天津哥们（包括姐们）交流，一见如故，一往情深，一点就透，一廉如水——这无不渗透着马三立式幽默灵性的多年熏陶！

马三立的相声扎根于津门，除贴近生活之外，还有天津地域文化的深厚背景。天津人热爱生活，谈吐幽默，善于用笑声来调剂生活，有声、有色、有情、有义、有乐、有料。马三立便是天津地域文化的一个优秀代表和象征。

愈有地域性，也就愈有全国性。譬如相声顶梁柱马季、侯耀文相继逝世。新浪博客推荐杨紫茳先生的文章《谁是当今相声界的扛旗人?》，指出：“马志明先生论辈分是侯宝林大师师兄弟，论艺术功底深厚，不温不火，说学逗唱样样俱佳。作品《地理图》《论拳》《纠纷》《卖五器》《学曲艺》《白事会》《文章会》等都脍炙人口。不管是唱，学唱，贯口，身段，节奏把握等都可以说面面俱到。我们总感觉相声已经没人了，其实呢，我一直认为处世比较低调的马志明先生的水平，在整个相声历史上仍然可以是站在最高端。”笔者认为，此言诚不虚也！

在相当长的时间，军人是天津高度集中的最大群体，而土著人处于散居状态。每个居民点的人数都不会超过军人的人数。由于兵源来自同一地区，土著人又处于散居状态，使得天津卫里的母语语音保留下来。因此，天津是一座移民城市，数量很多的天津人，他们的先辈是军人，或军人近属。长期的军旅生活，形成天津地域的起源文化。军旅文化具有难以磨损的硬性和持久性，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富有吃亏精神和牺牲情怀，这是天津人的基本文化素质。

由于接触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天津人的处世哲学独具一格。通常情况下，奉行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政策，练就了天津人机敏幽默的“卫嘴子”。和气生财，吃亏是福，能人背后有能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市井文化折射平民意识，表象的玩世不恭与油滑，是反抗意识的消极表现。天津人的这种处世策略，固然有消极的一面，但也不妨说是老谋深算，是地域人群成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