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孝陵与鸟巢看签名　王溢嘉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某种东西让他签名的。

　　多年前，到南京明孝陵游览时，导游带我们到一堵城墙前，指着好几块城砖上的刻字，解释说那是明朝初年筑城，为了确保质量，每块城砖上都必需刻上制砖人、窑匠和监工等人的名字，验收时若不合格，即循线追究相关人的责任，严重的甚至要杀头。经过六百多年的风吹雨打，那些名字大多还依稀可辨，而大部分的城砖也都还坚挺在那里，比起后来其它地方的城墙和城砖都牢靠许多，显示当年严酷的管理制度对控制质量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奥运后到北京，特地去参观鸟巢和水立方，虽然早已耳熟能详，但近距离目睹，还是让人惊叹。从报导得知，鸟巢那七歪八斜柱子的每个焊接处，也都镌刻着焊工的名字。但留下名字并不是为了日后追究责任，而是主事者希望让焊工能为他们对这件历史工程所做出的贡献留下纪录。六百年后的世人来参观鸟巢（如果它还存在）时，看到那镌刻在梁柱焊接处的名字时，想必也会心生感慨，觉得给予工作者荣誉的确能够提升工程的质量。

　　其实，不管是在城砖或钢梁上，每一个留下来的名字都可以有追究责任或给予表扬两种不同的功能，端看工作表现和管理者的心态而定。从明孝陵到鸟巢，我们似乎看到了管理方式的明显改变，但更重要的也许是工作者本身的看法：一个人在完成他的工作后，会想在他的工作产品上留下名字吗？

　　塔克尔在《工作》一书里，提到一位钢铁工人的看法。这位工人说他喜欢雄伟的建筑，譬如纽约的帝国大厦，他希望看到大厦两侧的墙壁上能腾出一呎宽的位置，从底层到顶楼刻上每个泥水匠、电工等参与其事者的名字。这样，当他走过这栋大厦时，就可以告诉儿子说：“你看，我的名字刻在第45层楼的墙壁上，那里的钢梁是我架上去的。”他抱怨：“毕加索可以在他的画上签名，但我的名字要签在那里呢？作家可以在他的书上签名，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某种东西让他签名的。”

　　时代在变，观念也在变。虽然很多人终其一生都默默无闻，而安于“无名”的存在状态；但我想有越来越多热爱工作、对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的人，是很乐意在他的工作成品上留下名字的，不管那是一幅画、一篇文章、一块城砖、一根梁柱或一块蛋糕。这样做，不仅表示他愿意对他的工作负责，更表示经由这项工作，让他的人生有了可以“指名”的成就感。

　　（2009年，原载《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