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比较文学”的课题──“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悲剧作品？”当然，这里所说的“悲剧”是西方的定义，也就是描述人类起来反抗注定要毁灭他的命运，并在对抗过程中彰显人类尊严的故事。“为什么”当然也是人言言殊，只要言之成理，都会有听众。

　　有一个人将这个“比较文学”的问题转变成“比较解剖学”的问题，他就是学过医学的德国哲学家雅斯培。雅斯培也许是第一个注意到“悲剧”与“脸部构造及表情”关系的人。在《悲剧的超越》一书里，他将中国的“缺乏悲剧知识”跟中国人“松弛而平板的脸孔”联结在一起。他说，中国人“能逆来顺受地忍受各种痛苦”，在“圆满和谐”的宇宙观下，中国人的脸显得“松弛而平静”，因此，也不可能有太多“悲剧的展望”。

　　为了不让雅斯培专美于前，我也想就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看法。中国人为什么喜欢逆来顺受，而不太想起来反抗命运，并将它写成作品呢？这个“比较文学”的问题不只是“比较解剖学”的问题，更是“比较人类学”的问题。怎么说？因为人类学家在研究不同文化的儿童养育方式后指出，过去中国的婴儿与幼儿通常是被一条背兜紧紧缚在母亲、姐姐或保母的背上（我小时候就是如此），中国人自婴幼儿时代就从这个特殊经验里学习到反抗不仅无益，而且只会带来更大的痛苦，消极地适应反而是较佳的策略。就是这种养育方式导致了中国人逆来顺受的集体习性，大家逆来顺受，当然也就缺乏反抗命运的悲剧。

　　但后来，在长了些见识后，我又觉得它不只是“比较人类学”的问题，更是“比较遗传学”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小儿科医师在大医院的婴儿室观察不同种族的新生儿行为后发现：美国华人的新生儿比西方白人的新生儿较不易受噪音等刺激的干扰，对负面刺激的反应较微弱，较能适应不舒服的环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静下来。一出生就有如此表现，这表示中国人的“逆来顺受”跟遗传有关，是天生的民族气质。它不仅说明了背兜之所以能存在那么久是因为它跟中国人的民族气质具有兼容性，同时也为“中国文学为什么缺乏悲剧作品”提供了另一种、最根本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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