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死鬼」与「代罪羔羊」

    「替死鬼」不仅是明清笔记小说一组型态特殊的鬼故事，而且它还一直活在中国人的「口」中，成为我们的日常用语之一。

    中文里有「替死鬼」，一如英文里有scapegoat（代罪羔羊）。当我们说「某甲成了某乙的替死鬼」或「某丙只是某丁的替罪羔羊」时，其含意似乎是相同的，都是指后者为了替自己卸责、脱罪，而诿过于无辜的前者。但如果我们考察这两个用语的来源，从「比较语言学」进入「比较神话学」及「比较心理学」的领域，却又会发现它们其实各有乾坤。

    英文的「替罪羔羊」源自犹太人古老的牺牲仪式。在赎罪日这一天，信徒以羊为牺牲品，将牠的鲜血喷洒在神殿的祭坛上。后来，变成信徒在神前忏悔时，用手摸着一只羔羊，将自身的罪转嫁给这只羔羊，然后将牠赶到沙漠里，做为对恶魔的贡品。后来，又改成将这只羔羊自悬崖上抛下。

    这种牺牲仪式，在技术面，属于弗莱泽所说的「接触巫术」；在思维面，运用的是巴尔特所说的「换喻」；在心理面，仰仗的是佛洛伊德所说的「转移作用」。其中谁是脱罪者、谁是代罪者，以及其心理机转都单纯清晰，老妪能解。

    中文的「替死鬼」则是来自中国古老的灵魂信仰，这个信仰认为举凡上吊、溺水、中毒、难产而死者，其鬼魂会在人间飘荡不去，必须找到一个替死者（让对方以同样的方式死亡），始得超生。

    但如果要以产生「代罪羔羊」的思维及心理模式来理解「替死鬼」故事，却显得窒碍难行，因为我们实在看不出这样的死者为什么需要找人「替死」或「代罪」？但它必然又有一个「理由」，只是「理未易明」而已。而这种隐晦的理由就更值得我们仔细推敲。

吊死鬼为什么要「找替」？

    世界有很多民族都认为某些死者或死亡方式，譬如自杀、巫婆、溺毙、遭雷打死、未成年的小孩、死于分娩的孕妇等，是「反常」的，而会给予不同的埋葬方式，因为这些死亡在人们的意识或下意识里，被认为都是「在某些方面出了差错」的。譬如在欧洲，直到近世，还有某些基督教派拒绝将未受洗的小孩及自杀者埋葬在「圣地」，可以说就是这种观念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遭雷打死的人被认为是上天对他的惩罚，而上吊、溺水、中毒及难产而死的人则被认为是有鬼来找替身所致。我们固然可以说这是古人对死亡──特别是「不太对劲」的死亡所提出的超自然解释；而且上述死法中很多属于「自杀」，因此，说这样的死者必须找到一个替死者始得超生，就像基督教说自杀者无法上天堂般，可能亦含有「爱惜生命，反对自杀」的动机。这也许有部分的道理，但还是充满矛盾，因为并非所有的溺水及中毒而死者都是自杀，而难产致死者更与自杀无关，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死法会是一种「罪」，而必须做无尽的「转移」。

    照理说，这类的死者都死得很「冤」（譬如失足落水、误食毒草等）或心有「郁结」才会上吊、投河自尽的，乃属于「心理学上的鬼」。他们死后，应该像其它「心理学上的鬼」去找让他郁结在心的对象才对，但他们却不此之图，反而找上无辜的「替死者」，这种奇特的安排不得不让人怀疑，它可能来自一个深层而迂回的心理因素。

    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吊死鬼或溺死鬼都要找「替死者」，譬如在明人李清的《三垣笔记》里，有一则故事说：一位大家闺秀被诬指和人私通，她百口莫辩，竟悲愤得上吊自杀，但在死后，心中郁恨难消的鬼魂立刻去找污蔑她的讼师和张姓叔侄报仇。在这个故事里，上吊的刘女根本不必「找替」，甚至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而读者似乎也不会做这方面的联想。

寻找怨气的替代性发泄对象？

    所谓「找替」，显然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把「找替」视为是在「寻找替代性的发泄对象」，那就有助于我们的理解。「找替」通常只发生在虽然死得很冤枉、很愤懑，但却「找不到」发泄的对象──譬如失足落水，不知该怪谁？或者对方是自己在礼法上「不能」报复的对象──譬如父母或丈夫；这时内心的积郁就可能会转向其它的「倒霉者」，以求其发泄。就好像一个人在雨天到图书馆，出来时发现他的雨伞不见了，虽然很生气，但却不知道是谁偷的；为了回家，就很可能「找替」──也拿起别人的一把雨伞。或者像一个被父亲怒骂痛打的野孩子，他不敢回嘴还手，但为了出气，就会转而到巷口去怒骂痛打别的孩子般。

    这种「替代性的发泄」是一种常见的心理反应，我们有理由相信，「找替」的鬼故事多少也含有这种心理成份。事实上，在日常用语里，「替死鬼」不只是「代罪者」而已，亦含有「出气筒」──供人发泄无名怒火的含意。在明清笔记小说里，很多溺死鬼的「找替」都有这种影子。

为生者的罪恶感寻找替代性的对象

    但如果我们更仔细看这些故事，又会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所谓「找替」，更可能是在为生者的罪恶感寻找一个「替代性的对象」。譬如在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有个〈收生见鬼〉的故事说，一个接生婆去接生，结果产妇难产，生命垂危，接生婆叫家人赶快去请客厅守候的夫人来，但所谓的「夫人」原来是准备来「找替」的「血光鬼」（难产而死者之称谓）。当场就只有接生婆看到这个「鬼」，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她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而编出来的「替死鬼」，她利用传统信仰找到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自卫术」。

　　但最常被「找替」的是上吊自杀者，而其中最大宗的是悲怨的妻子或媳妇，大部分的故事都说，有吊死鬼拿着缢绳引诱、甚至强迫那些想不开的妇女套上自己的脖子，这样的说词其实是想掩饰、冲淡、开脱必须为此负责者的罪恶感。在袁枚《子不语》的〈缢鬼失绳〉故事里，它是在替丈夫脱罪──如果妻子真的上吊自杀死了，并非自己与她不睦才死的，因为有一个吊死鬼从远处赶来要找她替死！而在程趾祥《此中人语》的〈悲怨的媳妇〉故事里，则是在替婆婆卸责──如果媳妇真的上吊自杀了，那并非受不了自己的责骂才死的，因为原本就有一个吊死鬼虎视耽耽地要找她替死！

    但更妙的是，连这样的脱罪之辞通常也不必当事者自己说出口，因为自有一个热心的「目击者」会根据古老的信仰与传说为当事者及社会大众提出说明。〈悲怨的媳妇〉里的吴某及〈缢鬼失绳〉里的「豁达先生」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

    在〈收生见鬼〉里，接生婆说产妇难产而死是因为有血光鬼来找替，这固然可说是她的卸责之辞，但其实也是在减轻产妇丈夫、甚至男方家人的罪恶感──这个女人并不是因为想替我们传宗接代而死的！但这种话同样不必自己说，自有别人代劳。

中国人心理防卫术的替死鬼

    现在，我们再回到原先「代罪羔羊」与「替死鬼」的议题上。在经过这番分析后，读者不难看出在中国替死鬼的传说里，「脱罪者」和「代罪者」其实都别有其人──传说中令人惧怕与嫌恶的、拿着一条臭绳虎视耽耽的吊死鬼，其实是犹太人牺牲仪式里的「沉默的羔羊」。而企图「脱罪者」则是看来置身事外的「婆婆」或「丈夫」，但他们根本不必在众目睽睽下去「触摸」那只「羔羊」，因为自有热心的「目击者」或「旁观者」会为我们对那只「沉默的羔羊」描绘得有声有色，淋漓尽致。

    这正是中国人「心理防卫术」高明与奥妙的地方。别看替死鬼传说是荒诞不经的故事，其中有深义焉，它们不仅是中国人某些思维模式与心理机转的诡异投影，更为中国式的卸责与代罪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参考架构。君不见自古以来，大自庙堂之上，小至床帏之内，有多少的纷争、多少的卸责与代罪，都是依这个模式在进行的。而我们之中又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觉间都成了这种「替死鬼文化」热心的「目击者」和「传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