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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和批评确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活计。创作的第一驱力是作家生命的原始情结，它黑暗，无解，汹涌，自我中心，虽然知识和理性可以助益其表达，但其核心处于知识和理性之外；批评的第一驱力是批评家的真理意志，它光亮，博识，澄澈，理解他人，虽然激情和偏见的修辞会令它不同凡响，但其本质是对激情和偏见的克服。”——李静《必须冒犯观众》后记

创作和批评关系，这个话题，我很怀疑，创作者会真的关心。

很难想象，一个小说家，会为写不出深刻书评而苦恼，又或者，一个导演会因为不会写影评而自卑。很少。几乎没有。

真正被困扰的，是评论家自己。准确地说，只有那些有志于写小说、排话剧、拍电影的评论家，才会深刻体会这种错愕的苦闷。李静的补充观点是，“作家和批评家中的伟大者，却会消弭这两种行当的边界。”的确如此。我很想举个例子来证实这一点，毛姆。

毛姆为读者推荐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曾写如下文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让人觉得他向读者推荐他，只是为了挖苦他），每次看到，都要让我乐上半天——

“他天资极高，然而性格中隐藏着某些缺点，使他的天赋不容易完全发挥出来。他具有幽默感、观察力，以及对人生中的戏剧性场面的感受能力。然而他灵魂中平凡的一面使他无法理解爱与恨、对死亡的恐惧，对生的神秘感受等等人类感情的要素。他能以无与伦比敏锐的观察力看透事物的表面现象，但是对于表象底下的真实本质却无动于衷。他自己推重的一部作品是《专使》，这是他的得意之作，不久前我把这本书重读了一遍，它的空洞令我感到震惊。由于文字转弯抹角，读起来颇为沉闷。作者完全不准备通过谈吐来表现人物的性格。书中每一个人物说的话，都是作者亨利·詹姆斯自己的话。……我倒比较喜欢他的《一个美国人》。这本书写得明快而又雅致，虽然有些地方太雕琢了一点（例如，把‘分手’说成‘离别’，把‘回家’说成‘归宅’，)，倒也显示了某一时期的特殊风韵，并不使我觉得不喜欢。奇怪的是，这本小说写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书里却根本没有爱情。”

如果你了解这位亨利·詹姆斯和毛姆小说《啼笑皆非》之间的非凡渊源，就会发现，只笑半天，还远远不够。毛姆在《啼笑皆非》开篇，花了相当篇幅来塑造一位善于钻营、沽名钓誉的作家，其原型通常被认为，就是这位亨利·詹姆斯。

如果你觉得，毛姆的刻薄不是个好例证，那其他小说家写的精彩评论，我也能找到一些，但评论家写的糟糕小说，我能找到更多。推而广之，影评人写剧本甚至拍电影，成功的有，但失败者更多。再推而广之，评价一部电影，给剧本提意见，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能做到，甚至说的相当精辟，但写作一个剧本，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你必须从头学起。这种无尽的试炼，不亲自尝试，很难真切体会，那种黑暗。那些被剧本会上错乱的意见，搞得焦头烂额、心力憔悴的编剧，情急之下，会希望策划也去写个剧本试试，就是这个道理。

对作家来说，创作最黑暗的部分永远是写作本身，对电影编剧来说，创作最黑暗的部分，则是乌云笼罩的剧本会。低质量的剧本会，对编剧是巨大的消耗，甚至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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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开剧本会。（此处有笑声）

我和我的搭档，处于被挑剔的位置。我只能说，最糟糕的部分已经过去——大家肯定了一稿，（却不自觉地）推翻了二稿，在此基础上，重新梳理人物、明晰主题，全力投入了第三稿的加强版大讨论。这简直就是一场战役。

参与讨论的阵容，堪称豪华，基本上，这是一群眼里不揉沙子的专业人士，准确地说，这是一伙性格迥异、智力超群的年轻人，除了热忱和专业，他们知识结构的复杂，也同样让我吃惊。想象一下，在一群由北大、清华、台大、厦大、南大、北京电影学院，学科分布为人类学、西班牙语、心理学、哲学、金融、导演、美术，学位构成多数为硕士、博士，所组成的意见大军面前，编剧内心该有多么惶恐……但实际情况是，我丝毫不感到惶恐，我觉得好玩极了。

这个剧本在创作初期就困难重重，在我看来，它的题材相当愚蠢——玛丽苏故事——毛姆看到这样的故事，应该会忍不住专门写篇文章来挖苦——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把它，改造成一部好电影。

好电影的基本标准，是价值观正确。所谓价值观正确，不是真善美，而是一种价值倾向上的约定俗成。举个例子，你不能歧视同性恋。最近几年，国产轻喜剧里经常出现同性恋（更多是疑似同性恋的娘炮），他们的出现，往往被用来制造廉价笑料，这，就是歧视。美国电影也经常会拿同性恋开玩笑，但通常你不会觉得不舒服，区别在于，创作者是把同性恋者当有血有肉的人物来塑造，还是仅仅当一个笑点，消费他们。后者，我认为统统是歧视。

不正确的价值观，有时能对观众构成刺激，并促进票房，因此，在多数情况下，创作者只能依靠自律。比如，在电影里兜售成功学，在我看来，就是典型的价值观不正确，但《中国合伙人》成功了，老板会揪着你的耳朵说，我要的，就是这个。

有些价值观错的很明显，比如革命历史题材里对牺牲的非人性态度，在某些情况下，它简直就是变相的恐怖主义；而有些却十分隐蔽，比如爱情片里的爱情观——在中国，卖座爱情电影里通常没有真挚的爱情，有的只是虚假的抚慰和廉价的戏剧冲突。

资本只着眼于票房，自律能力和意愿，都不强烈，但编剧必须擦亮眼睛、守住底线。这就需要博弈。我们的电影，先天不足，原型是个荒唐的玛丽苏故事，这是典型的爱情观不正确，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这个先天畸形的故事，找到出路。

玛丽苏故事的主题是什么，是爱吗？可这种所谓的爱，不仅虚假，还充满意淫与霸权，对此，我们做出的最大改动，是将主题修正为“成长”——成长主题，是指“通过不断增强的压力，把人物逼向越来越困难的二难之境，迫使他做出越来越艰难的抉择和冒险，逐渐揭示其真实的本性，直逼其无意识的自我。”这个主题的变更，最早、也最快达成了共识。这有赖于决策者心智的健全。讨论进行到第十天，大家开始聊起《广告狂人》，有人提到一个片段：

Don的老婆要生孩子，他在产房外焦急等候，遇到另一个焦急等候的男人、准父亲，男人向Don倾诉，他是个典狱长，经常殴打犯人，当着Don的面，他向上帝忏悔、起誓，如果孩子能平安降生，他要和过去的自己一刀两断，让孩子以父亲为荣。之后，两个婴儿都平安降生。狱警再次遇到Don，却灰溜溜地走开了——一个人在极端心理状态下，发下毒誓，而他很清楚，自己根本做不到。

几分钟，一个一闪而过的人物，一个深刻的转折，让人叹为观止。我们恐怕很难做到《广告狂人》那么真实、残酷、痛彻心扉，但我们想让观众在一个庸俗爱情故事里，找到反思自我的可能。

电影没那么简单，但创作也没那么复杂，黑暗、无解、汹涌，你首先要找到的，是你自己——“作家是花掉大量时光去跟原始情结做自我搏斗和认知的人”，这个自我搏斗和认知的过程，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希望这部电影呈现给观众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