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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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散文随笔 |
想起当年的找对象难
李晓东
作为返城的知青,1974年我被安排到开原一家商店当营业员,那一年我22岁。与我一起参加工作的共有108名返城的知青,其中102人是未婚的女知青,只有6人是未婚的男知青。
按理说,我在一百多的女知青中找个对象应该是问题不大的,更何况当年我的外表还是颇有些帅气。记得,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看到王洪文的“标准像”,有人跟我开玩笑:“怎么你跟他有点像呢?”后来,电影《庐山恋》公映后,更多的同志又说我像男主角郭凯敏……然而,即使我外表“有模有样”的还可以,但是,百余名未婚女青年中竟没有一人看上我。
为啥陷入如此困境?不是自己“开价太高”。据好心的介绍人事后告诉我:“只要对方一听说你是商店营业员,人家连看都不想再看一眼了……”我也知道,也有个别的女孩没事来商店溜我一眼,觉得外表还过得去,等到一打听我的家庭背景,不由分说,立马就给我亮了“黄牌”。
这里所说的“家庭背景”,所指的就是父亲是当年的“摘帽右派”。那个年代讲政治、讲阶级斗争。伟大领袖曾教导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自然要分出阶级的阵营,一方是工农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无产阶级阵营,即“红五类”;另一方便是“地、富、反、坏、右”组成的资产阶级阵营,即“黑五类”。因父亲是“摘帽右派”我自然属于后者。找不到对象,纯属正常。
直到三年后,我仍然属于无人看上眼儿的大龄剩男。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如此的尴尬?我自己翻来覆去地思考和冥思苦想,终于找到了自己认为的几点理由:
记得,那个年代青年男女找对象的标准与现在截然不同。现在的女孩子找男朋友首要考虑的是:“有钱、有车、有楼”。若是有学历、有姿色、条件好的女孩,找对象的标准会更高:不仅要求男孩:“有同等学历,还得有一份体制内的稳定工作,最好是机关公务员。另外豪车、豪宅也要考虑......”
记得,七十年代初有一句话:“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解放军是当之无愧的全国楷模。男青年若是一名军人,那他就是女青年羡慕的偶像。选择女朋友时就会给小伙子加分,男孩就有自我骄傲的资本。
那个年代,女孩子找男朋友首选的是身穿绿色军装、戴红领章红帽徽的现役军人。若是共产党员,那则是最佳人选(相当于今天既是党政机关的公务员又有大学文凭)!周围的人都会对女孩高看一眼。作为军人家属,军嫂还享受特殊待遇、受人尊敬,军婚还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受法律保护。社会上的舆论也认为,女孩子要能找到一个军人作男朋友,那是会令所有的人都十分的羡慕的。即便是转业军人(无论转业后分到什么单位),也是所有女孩子的向往和追求的目标。
其次是工厂的工人,那个年代工人阶级被称为领导阶级。所有的工作单位几乎都有两种领导机构,一种叫“军宣队”,就是部队派到地方的工作组。军宣队的队长,取代了地方单位的一把手。另一种叫“工宣队”,就是工厂派到地方的工作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领导班子,比如,我们念书的中学就有“工宣队”,负责领导整个学校的工作,“工宣队”的队长就相当于学校的校长。由此可见,工人的社会地位有多高。
技术工人(俗话说:“车、钳、铣没个比;铆、电、焊没人干”,意思是车工、钳工和铣工是最好的工种;而铆工、电工和焊工是没人愿意干的工种)。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是,女孩嫁人就是要找个有一技之长且身手不凡的工人。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要找一个会一门手艺的人。当时人们的观点,一个人如果掌握了一门手艺,无论什么年代,无论到了哪里,都能靠自己的手艺赚到钱,都能因为养家糊口提供保障。
比如,男孩若是工厂的车、钳、铣、铆、电、焊工种,也会令许多女孩子欣赏。因为有技术的男孩,就等于掌握了婚后生活的谋生之术。而卖布的男孩不会任何技术,谁都知道卖布不用学谁都会,不过是开一张小票,再拿一把竹尺量量布就OK了。因此卖布的职业是不受任何人待见的。
而当年的我,既不是军人(退伍军人)、也不是党员,更不是有一技之长的工人。那些讲实际、追求婚后生活实惠的女孩谁又能看得上我呢?
当年,我找女朋友难的原因还有一点:就是作为在商店卖布的男孩子,我的工作实在是不招人待见的(女孩当营业员则属于最理想的岗位,因为商店是全日制的白班,不像工厂实行三班倒,这样就有充份的时间和条件照顾家庭。而且当营业员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穿得又紧跟潮流,打扮得时尚漂亮)。按当时人们的观点,大家公认一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整天待在女人堆里混日子,不学无术,无一技之长,只能在柜台里当“人样子”(服装模特)混日子。实在让人看不起,哪个女孩子又能看得起呢?仅此一条,就让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了自信,因此我对那些既有姿色,工作单位又好的女孩,根本就不敢高攀。
正是这种思想意识的社会环境,使我所在的商店100多个未婚女孩无一人愿意当我的女朋友。就在我着急想找女朋友,却根本没有一丝着落的情况下。大约是1976年夏日,时任商店播音员的刘虹姐姐悄悄告诉我,她想把“黎明副食商店”一个卖菜的女孩卢志杰介绍给我。对我来说,听到这消息简直如同雪中送炭。首先我感谢刘姐对我的关心关爱;其次,甭管成功与否,我都非常的感恩刘姐。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人关心我的这件大事,也没有人给我提亲介绍女朋友,更没有女孩主动向我示好。
由于黎明商店与前进商店近邻,平日里我与小卢抬头不见低头见,我们彼此都认识只是没有过交流而已。小卢女孩给我的印象是:外表:皮肤雪白,面容娇好,身材婀娜,人也特别的漂亮;内在:有文化、有教养、有礼貌,由于我们刚刚接触,她在我面前表现有些羞涩,但她说话的声音甜美,慢声细语而且彬彬有礼,我猜测她的父母一定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她有良好的家教……当时我对她的心情是100个满意。但是,由于一点“差头”后来我俩最终没能结缘。
时间一晃过去了三年,眼见着商店里的90%女青年已“名花有主”,而我却仍然是“光棍一条”。说是不着急,但心情如打翻了的“五味瓶”,一点不是滋味。当时,对25岁的我来说,找女朋友已经成为最让我犯愁的一件事儿。既然在本单位已经毫无希望,我只好把寻找女朋友的目标转移到外面单位去寻找。
外面哪里有未婚女孩呢?我又怎样才能同她们认识和结缘呢?这些对我来说都是“难唱曲儿”,因为我刚刚从农村抽调回来,认识的人很少。考虑再三,我只好求同学的父母帮我联系。
同学的母亲在一家服装厂工作,她告诉我,她们单位尚有二十几个未婚的缝纫女工。我听到这一消息后特别高兴,心想,在这么多女工中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还是有希望的吧?
半个月之后,我心情焦急地去同学家询问。同学的母亲告诉我:“早就给你问过了……”。我疑惑地问:“那怎么一直没有告诉我呢?”她回答我说:“别提了,女孩子一听说你是商店的营业员,她们马上就表态‘免谈’了……”
我听懂了同学母亲的话外音,仅仅因为工作的性质,就让我彻底“凉快了”!原来男青年从事商店卖布工作,实在是最让男孩没有面子的工种,也可以说是社会上最低档的工作,也是被女孩最看不起的职业。这个结果令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我求了那么多人,却没有一个人给我介绍女朋友呢?不难想象当时我的可怜相。
1977年,我中学毕业已经5年多了。大多同学已经结婚生子,而我却尚未尝试过谈恋爱。找对象已经心急如焚的我,只好心情低落地等待天赐良缘。
跟她认识,已经是1977年。那一天她来到我工作的商店并为我所在的柜台刷油漆。原来她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中学生,她是商业系统修建队的油漆工。正是这次为柜台刷油漆,使我们有了第一次的见面。
事后想起这段见面,让我感到也是老天爷给我的缘分。因为她是修建队的油漆工,主要是负责建筑物的维修,与我们营业员基本上没有任何联系,因此我们根本就没有见面的机会。百货商店的里面的柜台都是玻璃的,根本不需要修建队的维修。巧合的是,只有卖布的柜台却是木头制作的,需要刷油漆美化,因此我们才有了这次见面的机会。
那个年代,年轻青年男女之间授受不亲。我平时从来没有与女孩说过话,也没有机会接触女孩,更不敢主动搭讪女孩表示想与其搞对象谈恋爱。所以男孩想与女孩谈恋爱必须需要有以为介绍人从中作媒。
由于上述原因,在我没有其它办法的前提下,我只好求和我同一摊位的一个叫吴静波的女孩,求她从中穿线搭桥,让她当我的媒人。一开始,她是一百个不同意,理由是她本人还没搞对象呢,怎么能给别人当媒人呢?无论如何她也不答应我。
吴静波的回答让我特别的着急上火,因为她若不帮我的忙,不帮我穿线搭桥,我就没办法和女孩对话,那么我所希望的事情就会落空的。
我在商店已经工作了三年多,才好不容易看中了眼前这个女孩。我担心一旦失去这个机会,恐怕过这个村儿就再也没这个店儿了。于是,我不厌其烦地找吴静波,甚至用哀求的语气求她帮忙。最终,我的诚恳终于打动了她。她勉强地答应了我,只帮我问一问女孩,其它的事情一律不管。
为了防止她询问女孩的时候表述不清楚,我再次叮嘱她:首先,你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如果人家说已经有了男朋友,那咱们就轻轻放下,不要再多问;其次,你可以转告她,让她侧面看一看我,对我是否有感觉?如果没有眼缘那就算了。如果觉得我还可以,你约她与我认识一下。接下来,关于我的具体事情,我会单独向她说清楚,我们两个人互相交流就可以互相深入地了解了。我是这么说的,她也是照我说的这么做的。结果,我和女孩从这一天起就认识了。
其实,我们俩的相识仅仅是开始,后期的恋爱过程也是很曲折的。
最初,仅仅是我们两个人之间对彼此对对方有好感,仅此而已。
回家之后,当她把我的情况跟父母说明之后,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嘛,首先就是对我的工作十分不满意,理由嘛就是我在前面的文字中描述的那些内容。
除此之外,女孩的母亲还提出了另外几个问题。原来女孩的母亲与我的母亲同是一所高中的教师,两位老人之间对双方的家庭互相有较多的了解。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女孩的母亲提出我的父亲是右派。这一点在那个年代是大忌,因为那个年代是讲阶级斗争的,家庭成分不好,找对象是非常难的。特别是,“黑五类”的子弟(“地富反坏右”),属于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的家庭出身是要低人一等的。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谁都不愿意找这样家庭出身的对象。针对如此严重的问题,我赶紧向女孩表示,这个事儿属于政治问题,你必须得慎重考虑。若你不能接受,那咱们轻轻放下也未尝不可。当然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一个人的出生是无法选择的,既然摊上了就得面对。如果你能够接受我,我愿意和你永远在一起。后来,女孩跟我表示:“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了,阶级斗争也不再是今后唯一的政策。找对象关键看人,看人的思想品德,看人的脾气秉性,只要你人品好,就足够了。其它的问题都是次要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她的话给了我充分的自信,我认为自己的人品好,自己能够做到当一名丈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更能够对女孩好,于是我们开始了恋爱之旅。
由于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都比较繁忙,所以我们的恋爱时间十分有限。又因为我们两家随也不具备良好的恋爱环境,我家的房子不过15平方米,去了一铺炕、一个灶台,就没有空闲的之地了,所以她来我家非常不方便;她家的房子比较宽敞,她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屋子。本我去她家很方便,但她母亲不允许我去他家。所以,我们只能晚饭后到外面散散步,仅此而已。为了不打扰她的父母,我和她约定了一个暗号,只要我敲敲她房间外面的窗户,她就会出来与我见面,于是,我俩就一同去公园里面散步。我们的散步时间总是短暂的,因为母亲要求她天黑之后必须回家,所以我们每次总是刚刚热乎,就得分道扬镳。
几个月后忽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恢复全国高考,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听到这一消息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实在不愿意继续当卖布的营业员了,我觉得这个工作岗位对我的影响太大了。如果不是缘分让我认识她,我好像很难找到女朋友。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决定参加高考,我想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
由于高考之前需要争分夺秒的复习功课,所以我们的恋爱暂时告一段落。别人参加高考是随便报名的,我参加高考报名关就很难通过。单位领导说我报考大学,就是要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他坚决不同意,而且不给我盖单位公章;单位的主管局——商业局的领导认为我没文化,考不上,也不同意我参加高考!主导我命运的两级领导对我均是如此的蛮横无理。他们这样的态度,导致我不可以请假复习功课,不可以参加高考辅导班,不可以请老师给我辅导,也没有时间与其他考生在一起交流切磋。要求我必须每天8小时的工作之外,还要班前一小时的打扫卫生,班后一小时的政治学习(“两报一刊”)。
我只能起早贪黑去看书复习(我不得不每天学习到后半夜2点),而且完全靠自学,这样就大大增加了我高考复习的难度。但是,丝毫没有打消我参加高考的决心和信心。最终,我终于金榜题名,实现了考大学的梦想。随之而来,我的恋爱过程又来了新的难题。
女孩的母亲劝说女孩:“你别让他去读大学了,一旦让他读了大学,恐怕他会在大学里重新找女朋友。万一有女同学看上他,他会不会喜新厌旧呢?那可没有准儿了。”“再者,他在百货商店卖布这个工作也没啥不好的,毕竟风吹不到雨淋不着,挺安全的,继续当他的营业员好了”。对女孩母亲的这番言论,我十分不理解。当初母亲不同意女孩与我处对象,不就是贬低营业员工作不好,没有一技之长,没有谋生的本领,现在怎么突然又改变了呢?怎么又夸营业员的工作“风吹不到雨淋不着”了呢?
接着,我跟女孩进一步分析了母亲的心理想法。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母亲担心我会因为读大学而变卦。因为考上大学之后的我,不再是商店卖布的营业员了,身价提高了的我,就会有变心的可能。再说了,这小伙子外表很帅,难免有女孩会看上他、追求他。谁能保证他不当陈世美呢?别说你俩还没有订婚,即使结婚了也可以离婚的啊!
我觉得,女孩母亲的理由比较现实而且客观。虽然我们俩人之间早已海誓山盟,但毕竟没有履行结婚的法律手续,因此不受法律保护。万一我要是变卦,后果真的无法想象。因此,作为女孩男朋友的我,觉得有义务有责任提出一个方案帮老人解除后顾之忧。
我提出的方案有以下三点:
第一、 双方家庭将两个孩子的恋爱正式订婚。订婚的程序有三项:一是男方家交给女方家3000块钱的定金(当时我35元/月薪);二是男方家购买泥料两块交给女方,供结婚时制作结婚礼服;三是男方家购买“四铺四盖”的缎子被面和褥面交给女方家;四是男方家做东,举办“订婚宴”宴请女方家。
第二、 大学入学签到时,请女孩和我一同到学校签到。我会向全班同学公开表示,女孩是我的未婚妻,让所有女同学都知道我已经是有妇之夫,这样就会避免其他女同学再和我处对象。
第三、入学签到后,我请女孩和我一同到照相馆拍摄了“订婚照”留念,也可以作为“订婚”的证据。
经过上述一番的操作后,似乎解除的女孩母亲的后顾之忧。此后,老人不再过问我们之间的婚事,所以我们的恋爱再没有发生其它的挫折。
两年之后的1980年10月,我大学毕业了。按照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组织上的分配原则是家在哪儿就分配到哪儿。按照当时国家政策,我父母落实政策官复原职。父亲被安排到辽宁电影制片厂任副厂长,母亲到辽宁电影制片厂任编导。于是,我分配到了辽宁省实验小学任教。我对小学老师不感兴趣,跟学校提出调整单位的要求,学校又给我调整到沈阳“七二四”军工厂的学校当高中老师。
当我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地完完全全的告诉了女孩之后。她却告诉我,他不想离开母亲,也不想去沈阳工作,她希望我能回到开原小县城。我没有讨价还价,也没有坚持非去沈阳不可。其实,在这期间,我曾经去沈阳辽宁电影制片厂找父亲办事,在父亲的办公室里,有人现场表示,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就是他们电影厂正在拍的一部故事片里的“女一号”。父亲说:“我儿子已经有女朋友了,是开原的”。我也急忙表示:“我已经与女朋友订婚了,不能再找对象了!”当我把这些过程都告诉女孩的时候,她早已经没有了顾虑重重,她对我早已是一百个放心了。于是我遵照女孩的愿望,义无反顾的回到了小县城开原。
好在两年前母亲空出的旧房子依然空闲在那里,于是我和女孩就在这间15平米左右的小房子里结婚定居了,我们终成眷侣。
如今我和老伴已经年过古稀,我们俩人之间的婚姻依然是和谐幸福。我觉得时代有时代的痕迹,我的婚恋过程中有挫折有困难,那是受时代的限制所造成的。现在我们婚姻幸福,那是我俩的人品得到的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