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书房的变迁

李晓东

我家的书房，是随着我家得住房的变动而发生不断的改变。

我小的时候，父亲和母亲始终两地生活。父亲当年在距离辽宁开原县城9公里外一个名叫清河镇的地方。那里有一座辽宁省知名的清河水库，父亲一直就在修建水库的“辽建一团”工作；母亲在距离开原7公里外老城镇的一所高中当教师。

父亲当年曾是黑龙江省文联和辽宁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母亲是毕业于哈尔滨外语学院俄语系的高材生，后到开原高中任教。作为知识分子的父母肯定都希望有一间书房读书学习，可是由于1957年的fy斗争，父亲被以莫须有的zuiming定为yp分子，从此接受劳动改造。Wg期间，父亲更是被关到牛棚里挨批斗，哪还敢有读书的奢望？母亲受父亲的牵连，被认定为yp分子家属，从此远离文字，再不敢读教材之外的任何书籍，更不敢幻想有书房。

记得，wg之前我跟母亲蜗居在开原老城的一间斗室。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铺土炕之外，屋里再没有了落脚的地方。当时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我，只能趴在火炕的一个角落写作业。那时的我家，没有一本书，更没有一处学习的环境。

1962年，高中从老城迁到开原县城。母亲在县城郊外的“后石台”农村租了一间房，为了给我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父亲用废旧的木板钉了一张书桌，于是，这张书桌及便成了我的读书写作业的书房。我们全家在这间小房居住了八年。

1970年，初中毕业的我下乡插队当了知青。为了照顾我，母亲也申请下放到我插队的农村。母亲领着我和弟弟一家三口人居住在一户农民的北炕，一住就是4年半。这期间，别说书房，连吃饭住宿都寄人篱下，根本就没有读书学习的环境。

1974年末。母亲落实政策回城，我也作为返城的知青回到了城里。母亲被安排到一所中学任教师，两年后母亲分到了一间15平米的小房。去掉一个厨房，屋里只剩一铺火炕和不到两米宽的一条窄道。狭窄的过道不能再摆放书桌，母亲只好把一台缝纫机摆在窄道的堵头。于是，这台缝纫机便是我和正在读中学弟弟的书房了。

1977年恢复了高考，当年共有13届570万的考生一同参加高考，而高考录取比例仅仅是4.8%。面对如此的激烈竞争，所有的考生都要昼夜兼程地复习功课。我当时最需要的是有一间肃静的书房和一张书桌。然而，这只能是幻想。无奈之下，我和弟弟轮班占用这台缝纫机作书桌，前半夜由他使用，后半夜由我使用，因此我不得不每天都要学到后半夜2点才能睡觉。可以说，当年我的高考复习就是利用这台缝纫机昼夜苦读，最终金榜题名的。

1993年，单位分房，调剂给我一套72平米两室的旧居。我把一间屋腾出来专做我的书房，利用屋内原有的间壁墙，定制了从地面到天棚“一面墙”的大书架。逾千册的书籍将大书架装得满满的。同事和朋友来我家做客，纷纷赞叹不已，从此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不仅使我多年的藏书终于得以见到了天日，也方便了我选书、读书，我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也满足了我三十多年来一直渴望有一间自己书屋的理想。

2010年，我家买了一套130平米的新居。新房子是三居室的设计，南面朝阳的大居室是我和老伴的寝室；北面背阴的大居室留给在省城读大学的儿子归来时居住；朝阳的一面还有一个小居室，正好可以作为我的书房。于是，我再次利用原有的间壁墙，定制了从地面到天棚“一面墙”的大书架。不过由于时代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的书房设施较之以前也有了新的变化。在书架的下面我镶嵌了一张电脑书桌，不仅可以在这里安静的读书，而且还可以利用电脑写作并把写好的文章发表到“博客”上，我还会使用电子邮箱直接给报刊杂志社投稿。

如今的我，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环境肃静的、并且具有现代化办公设施的书房。退休10年来，我在这间书房里已经写就散文随笔1000余篇，百余万字，其中在《中国文化报》，《中国体育报》、《工人日报》、《农民日报》、《中国审计报》、《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农民合作社》、《中国教育学刊》、《天津老干部》、《天津教育报》、《南京日报》、《黑龙江退休生活》、《辽海散文》、《老同志之友》、《共产党员》、《辽宁老年报》、《辽宁职工报》、及《黄山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散文随笔300余篇。

如今已经古稀之年的我，整天宅在书房里，沉浸在书的海洋之中，奋笔疾书自己读书的感受，不仅符合当前防疫的有关规定，也给自己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正所谓“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