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非背不能读

中耀

谈到读书，我最佩服20世纪前半叶那一代文化名人。他们不仅读书多、尤其读得精，动不动一部大厚书就能背下来，真是了不得的功夫。

从《八十忆双亲》书里,让我们知道钱穆先生9岁时就能背诵《三国演义》。此事值得一录：

那是一个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一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他一面背诵，一面表演，把诸葛亮与张昭等人的语气动态，表演得淋漓尽致。大人称奇，小钱穆当然免不了飘飘然。

第二天，钱穆依然随父亲去烟馆议事。路过一座小桥时，父亲问：“认得桥字吗？” 钱穆点头说：“认得。”又问“桥字是什么偏旁？”答：“木字旁。”再问：“木字旁换马字旁是什么字，认得吗？”再答:“认得，是骄字”父亲又问：“骄是什么意思。知道吗？” 钱穆答：“知道”父亲步步紧逼：“你昨晚的行为有这个骄字吗？”钱穆这时才明白父亲的意思，顿时如闻雷霆，俯首不语。在父亲眼里，即便是9岁的儿子，即使是能够背诵《三国演义》，也不准你骄傲。

那时候，读小说算不得正经功课，只能偷偷摸摸地读。能在这种状态下把《三国演义》背下来，正经功课的背诵更当不在话下。这又让我想起上世纪80年代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钱穆孙女，一次她向祖父请教应该读哪些书？钱穆回信说：“除《论语》外，还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与《朱子章句集注》；除《庄子》外，还须诵《老子》；除四书与老庄外，还须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若遇不易解处，可简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钱穆要求孙女背诵，作为史学大师的钱穆自然更能背诵。能够背诵《史记》，让人不敢想象。

从张恨水的《山窗小品》一书里，我们了解到张恨水在14岁之前，就能够背诵《三字经》、《论语》、《孟子》、《左传》、《大学》、《中庸》、《诗经》、《礼记》、《易经》、《千家诗》、《古文观止》等典籍。显然，这并不是他可以背诵的全部。

我们看到，张恨水在很小的时候就可以写一些酷似《聊斋》的小说。这足以说明，那时的他早已把《聊斋》读得烂熟于心了。

上世纪30年代，他不仅每天自己要编辑出报，还为多家报纸开设专栏写连载小说，此外他还写了多篇《水浒人物论赞》。按理说，如果写有关小说中人物形象的论述，是需要查看原著进而引经据典的加以论述。但是，他不可能有时间翻查原著，只能凭年幼时的阅读记忆去撰写。即使达不到背诵《水浒》全书的程度，也应该是差不多了。

文史学者曹聚仁在《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里，谈到了自己曾经对几部经典著作的阅读：《儒林外史》他一丝不苟地读了一百多遍，是逐章逐句一本正经地读，不是作为消遣地随便浏览；《红楼梦》他读了七十多遍；《聊斋》他读了五十多遍；《水浒传》他读了二十多遍；《三国演义》只读了两三遍，原因是它没有《三国志》那么引人入胜；《史记》他没说读了多少遍，只说是他最爱读的书，也是下苦功读过的。

曹聚仁的话不免令人生疑，怎么能记得一部书读了几十遍、上百遍呢？难道每读一遍都要记个帐吗？怀疑归怀疑，但从其著作中透露出的学问看，他的确书读得多、读得熟，应该是无须怀疑的。

再有,通过郑振铎的亲自检验，才使我们知道茅盾是能背诵《红楼梦》的；而读了周建人的回忆录,也才使我们知道鲁迅小时候是背过《纲鉴》的。

最近, 96岁高龄的季羡林老先生出版了新书《病榻杂记》, 书中老人提出要摘掉“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罩在自己头顶上的灿烂光环，表现了一位学者、文人的崇高境界。其中,他在谈到国学基础时是这样说的：“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至今)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这里,季老是谦虚的认为:“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说:“自己连‘国学小师'都不够”。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季老当年对古典诗文的阅览是那么的广博, 其背功也绝非等闲之辈……

一个人读了多少书，头脑里就会有多少知识的积累,视野就会更加开阔,运用知识也就会更加得心应手。就跟一个厨师一样，想烹饪什么美味佳肴,只需选准基料,适当辅以佐料，再加上巧手的精工细做,那么一盘色、香、味俱佳的上乘佳肴便会随即出炉。烹饪如此，写文章也相似。因而，是读书功夫成就了那一代文化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