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我记忆里的打扑克

李爽

5年前我退休了，赋闲在家的我经常结伴儿去旅游。可是自年初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一直宅在家中不能再外出散心了，以至于呆得五脊六兽。

一天，有闺蜜邀我打扑克玩。憋得难受的我巴不得有人找，便不顾一切地跑去她家应战。那天我的牌运特别好，不仅时不时抓到大小王，既或抓的小牌也能编成“一条龙”。有时还能抓到四枚一样的牌（组成“炸弹”），一阵狂轰乱炸后，我就又赢下了一局。大家都夸我牌技高超，自己的心里也美滋滋的，几个月来的孤寂情绪也随之一扫而光。

想起儿时的打扑克，那时我还没上学呢。那个年代，家家户户还没有电视、电脑等娱乐的玩艺，孩子们更没有智能手机或任何其它的玩具。每当逢年过节，打扑克就成了孩子们最普遍的游戏。


   当时，最常见玩的法就是“打娘娘”。最先净手的那个人就理所当然的成了“皇上”；而最后也未出净牌的那个人只能当“娘娘”。每一次，大家都会为了争当“皇上”而“大打出手”（不断用更大的牌打压对方），同时也会用讥讽调侃的话语刺激那个“娘娘”。游戏就在这快乐的输赢中，一轮接一轮的进行。在以往无数次的牌局中，我经常会扮演一个胜利者。倒不是我的牌技高明，而是由于我常常心怀小谋略又手疾眼快。

一次，我抓的牌既没有“大小王”又没有“二”，最大的牌只不过是“AKQ”，输定无疑了。但是，我仔细观察手中的牌。发现自己有一个A和一个4，若再有一个4就可以组成威力巨大的“火箭”。轮到我出牌时，我找出A和4，故意将牌甩在底牌露出的一个4上。结果，大家都被我的障眼法所蒙蔽，以为我真的打出了一组“火箭牌”。我用假“火箭”“轰炸”后，便轻而易举地当了皇上。

文革初期“破四旧”，扑克也属于“四旧”被取缔。过年时大家想玩扑克，但根本没有卖扑克的。我只好拿旧画报糊上一层白纸，自己画扑克牌。结果，我做的扑克牌比人家的扑克牌厚了一倍。若码在一起，便会离了歪斜的倒向一边。即使这样，大家也会玩的很开心。

改革开放之初，轻工业产品依然比较匮乏，所以，那时仍然很难买到扑克牌。姐姐的老公公是塑料厂的厂长，他送给爸爸一副厂里刚生产出来的彩印塑料扑克牌。这种塑料扑克牌在当时算得上时尚的新颖产品，爸爸将其精心的锁在柜子里，像宝贝似的不肯让我们玩。

一天，放学回家的我和哥哥发现柜子没锁，我俩就把扑克牌偷了出来。哥哥拿扑克牌给我算命，我像小傻子似的认真听。他一遍又一遍的给我算，算一遍一个样，我仍然非常爱听。我俩就这样没完没了的算起来……直到爸爸下班回来。看到爸爸回来了，我俩急忙收起扑克牌，换乱中，有几颗牌掉落到了地上，我的脚无意中踩到了扑克牌，将崭新的扑克牌踩出了脏兮兮的鞋印，我一看自己惹祸了，吓得转身就跑……

1985年，我在市委党校学习期间，午后没事就和同学们用扑克牌玩“钓鱼”的游戏。后来竟然上瘾了，每次都玩到画成完整的“王八”才罢休。有一次大家十分尽兴地玩到天黑，我竟然忘记了去幼儿园接孩子。当我着急忙慌地赶到幼儿园时，看到只剩下儿子了。

最近疫情期间，我迷上了网上的“斗地主”。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想玩一会儿。老公反对我斗地主，他常说：“打扑克有啥意思呀？还不如写一些东西有收获……”。

而我认为：写文章固然会有精神上的收获，但打扑克牌也具有明显的益智健脑作用。不仅能调整心情、忘记不愉快，还能开发智力、增进友谊、联络感情、克服孤独……正因为如此，你会看到公园树林里，小区楼旁，到处可见老人玩牌的身影。小小的扑克牌，对人们的诱惑力就是这么大。

其实，不仅平民百姓喜欢玩扑克，许多明人、伟人也同样喜欢玩牌。我们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老人家，当年就是喜欢打桥牌的高手。

 闲暇时间偶尔打打扑克，还可以开发老年人的脑力、预防老年痴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