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日子

李晓东

1970年秋，辽宁省开原县在火车站前面的广场召开了全市规模的万人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动员大会。不记得什么人坐在主席台上，也不知道哪些人讲了话，更没有听清楚他们都讲了什么内容……只记得轰轰烈烈的大会没用多长时间就结束了，一辆辆破旧的敞篷大卡车满载着十七八岁的中学生开赴他们完全陌生的偏远农村。

先说我们的吃。开始，生产队派一人专门给我们做饭。大家只管上工，下工回到青年点吃“现成的”。然而，好景不长，一年后不知为什么“炊事员”不干了。此后，我们只好一人一盆伙地“各自为战”，也就是自己做饭自己吃。自己会做饭的，吃得就可口一些；做不好饭的，就得经常吃夹生的饭（半生不熟或者烧糊的饭）。由于人多锅少，先抢到锅灶的自然先做饭，饭可以及时吃到嘴，时间也充足可以吃得饱；轮到最后使用锅灶的，饭尚未做熟或者尚未吃饱，上工的钟声就敲响了……于是，只能随手抓两个玉米面大饼子边走边吃地上工了。

困难还不止这些，最难过的是吃的东西贫乏与短缺。当年大米每斤0.40元，差不多可以买4斤玉米面。尤其是若吃大米饭一个人一顿吃掉一斤都不觉得饱，而若将一斤大米换成4斤玉米面，就足够吃一天的。所以，大家都是上顿下顿的玉米面的大饼子，半年不换样。吃得我们一点没有了胃口，只觉得那粗糙的玉米面嚼到嘴里就散花，到嗓子眼儿就打噶（咽不下去），每个人都发誓：“一辈子不吃玉米面大饼子都不会再想它，下辈子再不吃玉米面！”

知青的吃菜也特别单调，我所在的是旱田生产队，不种蔬菜，所以一年到头基本是天天不换样的白水煮白菜。没有鸡鸭鱼肉，也没有油花，放些咸盐和酱油就算是全部作料了，连葱花也没有。大家最常做的饭菜就是“一锅出”，大铁锅的底部是白水煮白菜，周围贴的是一圈玉米面大饼子。到了秋天会好一些，土豆下来了会放些土豆，生产队开了粉坊、豆腐坊，有时会放些粉头或豆腐。白菜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就算我们当年最好的佐菜了。实在嘴馋的话，有人会趁回家之机炸一罐头瓶肉酱或炒些盐豆用来佐饭。一旦有人拿出这样的奢侈食品，那就会被大家一哄而抢，随即便一扫而光。

那时，每到秋季县里或公社都要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会战。比如挖河道修水渠、垒堤坝筑水利设施……所谓“会战”，就是人海战术。即以各公社为单位，组织成千上万的人，用最原始的锹和土蓝，靠手挖肩挑，修水利工程。最常见的是挖土方、挑土篮。一脚踩下去鞋里就会灌满了土，用铁锹将土一锹一锹地装进土篮子，再将一百多斤重的装满土的篮子一篮子一篮子地挑到几十米外的堤坝处。工地上到处红旗招展，民工如蚁，大喇叭不停地宣传鼓动，人人奋力争先。

我担着装满土的百多斤重担子，在往返几十米的运距中，一天要跑上个百个来回。我那原本稚嫩的肩膀，半天就被压出血印了。为争一口气，我索性甩掉外衣，光着膀子任凭扁担把肩膀磨红、磨肿、磨“起沙”、磨掉皮、再磨出茧子……再压下去便会没有了知觉。胳膊酸痛得连端饭碗都打颤，满手的水泡让你五指无法并拢……

每到这个季节，知青就派上了用场——出民工。知青们也愿意出民工，因为一旦出了民工就不再需要自己做饭了。生产队会统一开伙（生产队负责统一做饭），而且伙食标准特别的高，常见的饭菜就是大米饭炖豆腐（俗称“白对白”），“可劲儿造”。大家吃得那叫香，香得根本就不用细嚼慢咽，那刚进到嘴里的白米饭和白豆腐，自己个儿就往嗓子眼儿里面钻，再不像那粗糙的玉米面大饼子咽不下去。

再说我们的住。青年点的房子由于年久失修，门窗的玻璃早被打碎换成了塑料布，房子上面的瓦坏了，夜里躺在炕上仰面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夏天还好，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到了冬天可就遭罪了，外面下大雪屋里飘雪花，严重的是，刺骨的北风不顾一起地从门窗的缝隙和房子顶上挤进来，冻得水缸成了大冰坨，冻得脸盆起鼓。大家没有水做饭，没有水洗脸，一周洗一次脸是常有的事儿。

这种经历，短则3～5年，长则十几年，必须经过这段“有期劳改”后，知青们才得以返城。这期间受的苦、遭的罪，只有自己才有切身的体会。我们渴望着早日返城，渴望着早日分配个稳定的工作。

望眼欲穿的知青返城。那时，知青返城的指标很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比起当今的高考要难多了。以我本人为例，我是1970年9月2日下乡插队，由于我的“表现比较好”，1974年12月被组织上批准为第一个返城的知青（我的“知青龄”4年零4个月）。而我们“青年点”还有十几个1965～1968年的知青尚未回城，他们大多在农村呆了8～10年，最久的要呆上15年。

繁重的体力劳动。知青们在这一片黑土地上，每天任凭风沙在我们脸上无情地抽打。每天任饥餓把我们餓得前心贴后心，由于年龄小，我们只感觉每天十多个小时的农活严重超负荷。酷热的夏天，我们的每一滴汗水都要被摔成八瓣儿，后背要被烈日晒得脱落几层皮；寒冷的冬天，我们在冰天寒地里冻的浑身发抖，手脚像被猫咬了一般；乍暖还寒的时候，我们要抡大锤刨粪堆；春天，我们要刨茬子、翻地，要踩格子、播种，还要挑苗、插秧；夏天，旱田要锄地、水田要薅草。

下图：1968年，北大荒，麦收。翁乃强/摄。

下图：1970年，云南峨山彝族自治县，知识青年与农民一起挑着担子、扛着锄头下地劳动。翁乃强/摄。

最忘不了的是那年的夏季麦收，我自作聪明地多了个小心眼儿。害怕麦芒会扎满衣服，也为了省着洗衣服费劲，我独出心裁地脱掉上衣光着膀子拔麦子。结果，我的后背被烈日晒秃噜了皮，前胸被麦芒扎得密密麻麻的红肿一片。由于麦芒扎进了皮肤里面，“如芒在身”痛得我一连十几天不敢穿衣服，躺不下、睡不着……别提多难受了。

当年插队时，生产队长常常把最脏最累的活分派给知青干，比如出民工、挖河道、挑土方、秋季的抢收、扛粮，春季的刨粪堆、翻地，夏季的铲地、锄草，只要是队长安排的活计，甭管多累都不能讲价钱。

春天水田挑苗插秧，肩上要担着一百多斤稻秧的担子，一担就是一天，任凭肩膀红肿却从不能喊一句累；

秋天搞农田基本建设，挖河道、修水利工程，几天就挑坏了土篮。沉重的沙子，更是压弯了腰，磨破了肩膀；

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秋后的割庄稼，农活往往看着容易干起来难。要不了多久我就被别人远远地甩在后面，周围的人都割到我的前面，自然而然给我留下很长一条待割的庄稼，大家称其为“门帘子”。每次割地，我的“门帘子”总是长长的……别人歇憩了，我在割；别人收工了，我还在割。只觉得腰疼的像折了一般，满手都是血泡，却不敢松开镰刀，生怕重握时疼痛难忍……

因为那道长长的“帘子”摆在你的面前，急得我眼里冒火, 浑身冒汗!哪还有心思再想其它。哪里是活计的落后, 分明是人格的压力! 迫使我憋足了劲，猛挥着手中的镰刀 !手忙脚乱中一不小心，偏偏又砍在自己的手上、脚上……哪里有药可上，就简单包扎一下，继续割那割不完的“帘子”。至今我的手上、腿上还落有当年的伤疤。

冬天打场，扛粮的重活更是少不了知青。满满一麻袋的水稻是130斤，玉米是180斤，要立式地扛在肩上，走在一尺宽的跳板上两米多高，再自己将粮食倒进粮仓……

难忘的恢复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焦急。兴奋的是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被我遇上了，焦急的是自己这小学文化的初中生能考大学吗？四年多知青生活告诉我，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我毅然的报了名。我觉得，正是因为我有了那段知青生活，为相信不会再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经过夜以继日、废寝忘食的复习，最终我终于实现了考上大学的梦想。

四年半的知青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磨练了我的意志，也一直影响着我克服和战胜人生遇到的一个又一个困难。我坦承自己的人生历练，就因为自己有了知青这段经历，使我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能够从容地面对各种困难，再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难倒我。我要感谢当年的那段知青生活锻炼了我的体魄；感谢当年农村那艰苦的环境磨练了我的意志，感谢那些勤劳朴实的农民言传身教影响我形成了积极向上、不甘落后的性格。

下图：1977年，北京五中，参加高考的学生。翁乃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