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尘世向上攀

——序陈寿昌散文集《短笛轻吹》

朱辉军

收读到陈寿昌先生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散文新作，让我浮想联翩，并触动了我诸多关于人生的感悟。

每个人的人生，无论平凡还是辉煌，都有许多温馨的记忆，有许多不堪回首的痛楚，让我们欢喜让我们忧愁。当时光流逝，夕拾朝花，意义自然就不一样了。陈寿昌先生写到的这些往事旧情，已经不再仅仅属于他个人的记忆，它们因其真实，让我们感同身受；因其真切，让我们生发共鸣。

读完最后一个字，掩卷沉思，不禁勾起了我心灵深处的一段记忆。

那是1984年冬，我由黑龙江大学硕士毕业分到北京。那时我只晓左右，不知东西，于是乘着103路公交转了大半天，却又回到了起点北京站。饥肠辘辘，入夜也不知归宿（单位没有宿舍），就呆在北京站的二楼，站在楼上俯瞰站前广场，但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我忽然感觉，这是一群“人蚁”啊！接着思索包括我在内的芸芸众生们——

为啥辛苦为啥奔忙？

为谁扛枪为谁打仗？

为何追逐为何流浪？

几十年过去，不得其解，常常还深陷困惑煎熬之中，愈加糊涂。

读了陈寿昌先生的这部散文集，倒是颇有些开窍了。

只要我们始终怀着远大的目标，怀着博大的情愫，怀着澎湃的激情，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摆脱“人蚁”的状态，超越尘世向上攀登。这就涉及到人性及其修炼问题了。

作为文艺理论家，要对文艺作品中的人性和作者的人性进行深入分析，为此我曾下大力探讨过人性问题。至今仍然坚持认为，人是由“兽性”、“人性”、“神性”组成的。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曾多次论述过，尤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曾集中予以讨论过。类似的看法，弗洛伊德也有“本我”、“自我”、“超我”的分析，大致也是此意。

许多人都以为，人生是长河。诚然如此，但这个比喻看不到人的主动自觉的努力。所以我宁可相信，人生是登山，不断地向上登攀。尽管常有弯路，甚至下坡路，但我们只要持续不懈地、一级台阶一级台阶地迈上去，就一定能够登顶。就算到不了泰山之巅去“一览众山小”，也可到“这山”之顶，而无愧我心，不负我生。

且慢，不是一级一级台阶吗？其中就有破损的、毁坏的，甚至误导方向的台阶，我们该如何处？这些，就是人生必经的磨难、挫折、困厄等等之类。跨过了，克服了，接着走，不仅得到了修炼，而且获得了人生的经验。

陈寿昌先生赞赏曾国藩的“求缺”理念。其实普通百姓的生活和情感已经很不圆满、很不如意了，所以不必“求缺”。曾国藩位极人臣，为避祸才如此警醒自己；倒是那“十全老人”乾隆该“求缺”，那样清王朝才不至于在他手中由盛而衰。普通百姓还是像索提那克法师告诫的那样，不断“修剪”、不断修炼，不断进步，就足矣。

联系到陈寿昌先生的这部新著，其中写到的“文革”、“知青”等，可以说就是“缺”，而且是“大缺”；不仅是那时代人生台阶的缺损，更是历史发展台阶的缺损。那么，究竟应当如何恰当地看待和对待呢？

与许多过来人一样，陈寿昌先生对“文革”期间的家道中落始终耿耿于怀，而且因与其“童年的过失”直接相关，既怨恨，又痛苦，更有煎熬。对在这段特殊年代的受害者、受不公平待遇者，我们均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悲悯。

那场“文革”无疑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在此无法讨论这一复杂的历史现象，但所谓“全盘否定”是肯定要不得的，受益者与受害者都不会赞同。历史存在过，不去面对，不去探究，与鸵鸟何异？这里，从人性角度说几句。“文革”期间，就是人的“兽性大发”时期，别说“神性”了，无论造反派还是走资派，其“人性”都很难正常实现。

进一步说，“文革”前就正常了么？陈寿昌先生津津乐道他们家之前的幸福，其实，早就有许多人、许多家庭在遭受灾难了。对此我们也要有充分认识。

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人性的闪光。陈寿昌先生也写到：“第二天父亲走了，他向毛主席像恭恭敬敬地鞠躬，请罪。那时我们那个院里住着10户人家，有厅级干部也有处级干部（当时都成了走资派），还有工人造反派。外面虽然闹的天翻地覆，在小院里大家却和睦相处。父亲走时，家家门开了，他们默默地为朝夕相处的‘反革命’邻居送行。这情形够壮观的吧，这不是人心对当时政治的最大嘲讽吗？在那人妖颠倒的时代，伟大的人性仍在遥遥地招手。”陈老先生虽然平凡，但已超越了尘世，超越了平凡的人性，基本达到了“神性”的境地。

由此再说说“知青岁月”。

我生也晚，但也在1977年7月15日高中毕业后三日“被下乡”。我是1961年7月16日出生的，当时身高大概1.5米多点吧？因为当年12月高考时，我才1米58！就是一个又瘦又黑还没发育全的孩子，能干什么啊？生产队长好心，让我与妇女们去插晚稻秧吧，呵呵，就听到一片笑声：“小猪崽子，你那秧苗都在游泳了！” 于是只好安排我去打农药，很轻松了。可我居然不懂东南西北风，迎风喷药，把自己药倒在田里。……

在陈寿昌先生的知青岁月里，也有一位基层干部陈琐成，那时就算老干部了，估计是抗战时期参加工作的吧？心觉不平的知青造反，让他下台，好啊，结果呢？大家没得吃了。在特定环境中，还是要审时度势的。当然，他们也年轻，年轻人可以不指责；但年轻人，也会老，也要长记性。

我，是真切地感激这七个月的知青生活。在艰苦的劳动中，我终于明白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就会连动物都不如！劳动是辛苦的，但劳动也是美妙的。陈寿昌先生在书中就多次写出了劳动之美，且看这一段：“春天播种的时候，广袤的黄土地上春意盎然。一头头高大健壮的黄牛拉着犁铧奋力前进，甚为壮观。我们手扶犁把，黄土像波浪一样在脚下翻飞，行走在松软的黄土中感到非常惬意。身后跟着脱去臃肿冬装的大姑娘小媳妇，显出苗条的身段，散发着诱人的青春气息。她们左臂挎着装满化肥的篮子，右手扬化肥，随着手臂的摆动，手中便飞出一条条白色的弧线，一条条弧线连在一起，一起一落，就像大海的波涛一起一伏，和姑娘们的花衣衫、红毛衣组成一幅绝美的春耕图。”这个场景是多么地令人神往啊！经过四十多年风雨后，我愈加坚信：不管科技怎么发展，作为个人，无论达官贵人还是巨贾豪富，都必须参加一些体力劳动。环看周边，当今究竟还有几个像样的男儿！

再放稍远些看，抗日战争期间，又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妻离子散？放眼世界看，“二战”期间，更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家破人亡？那要算谁的头上呢？确实，有要对此负责的，可也成为历史了。而我们，还活着啊！所以，我认为，这些事情的发生发展，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真能“造时势”，只是历史的长河流淌到这里了。

难道我们就可以因此赞成“历史宿命论”了？当然不是。历史的发展及其趋向，还是恩格斯说得对，是“合力”形成的。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所以，对于像“文革”、“知青”这样的历史现象，那时的每个人都是“有责”的。巴金先生正是在这一点上，其眼界和胸襟高出了许多思想家、文艺家。我们要面对历史，不仅仅是控诉指斥，更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迈向未来之际，就可以避免重蹈旧辙。

人之可贵，即使一无所有，却依然可以言说。因此我们还是要发声，要说话，要呼出哪怕是刺耳的“呐喊”！任何不让人言说的集团、组织、政府之类，无非心虚罢，怎能长久？我坚定地信奉伏尔泰的意见：“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中国古代不也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名言吗？唯有如此，或许能使历史的发展更顺畅些。

而可贵的是陈寿昌先生，早在1978年7月就曾针对现实问题，投书《光明日报》，建议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引发空前反响，同时也引来了巨大麻烦。历史的巨轮毕竟挡不住，大约5年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一个抵制三中全会精神者的下场》的记者评述，文章对那篇小文给了很高的评价，称之为“黎明破晓的一声鸡啼”。

陈寿昌先生后来主要在文学方面耕耘。早在1975年，他就写过诗歌、歌词和散文，并获好评。——记住这个年份，新时期出道的文学健将们还没几位发表过文字呢！他挚爱文学，笔耕不辍，1996年希望出版社就出版了其儿童文学集《秘密的故事》，接着，童话集《孙悟空办案》于2006年出版，长篇小说《六二班的故事》2011年由现代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守望者》2016由西苑出版社出版，童话集《猫咪美容》2018年由希望出版社出版，此外，一部长篇科幻小说一部童话集已由广东的出版社审定通过，并获得国家出版资金资助。他多次获得省部级文学奖项。是一位有成就的作家。

每个人的一生啊，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每个人也就是社会关系的联接点。我们联接的人中，会有高人、贤人，也有凡人、庸人，还可能有恶人、坏人。这是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免不了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要努力见贤思齐。同时，对普通人，还有那些存在这样那样缺点的人，尽量宽以待之。至于恶人、坏人，则要坚决抵制和反对。

从陈寿昌先生的回忆中，他也遇到过不少很有特点的人物。县妇联主任张志莲正直热情，手管局局长丁鳌则爽朗仗义，地委秘书长董占锁更是独具慧眼、爱才惜才，还有村党支部书记高明堂、山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编辑张安塞，省委秘书长武正国，省人大副主任李蓼源先生……他们都给予过作者无私的帮助。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普通干部和群众，才撑起了中华大厦的脊梁。

在我近六十年的春秋中，我发现：那些所谓“讲究原则”、“铁面无私”的人，就算是真的（还确实有过），也并不可爱；至于那些“两面派”、“多面人”，就更可恶！反而是那些既有原则，又有情谊的人，如陈寿昌先生写到的上述人士，更有人情味，也就更有真正的“人性”！

此外，陈寿昌先生还结识了不少重量级人物，从他们那里他获益良多。铁骨铮铮的牛汉，默默耕耘的（陈）早春、张扬狂傲的（韩）石山，以及慧眼识珠的龙世辉、儒雅温和的崔道怡等，亦师亦友，彼此相得。这里的许多人，后来我也熟悉了，有些还成了“忘年交”，唯韩石山从未认识。但我极为喜爱这位“侠士”，真不知道他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怎么坚持了七年！相形之下，我深感愧疚。这些文学大家的风范，留在了陈寿昌先生的书中，也长存于人们的心间。

漫长而短暂的人生，总是有许多美好的回忆的。这里再叙说几个片段：还在上小学时陈寿昌就有幸见到了宋庆龄先生，并有过对话，这是多么珍贵的瞬间啊！中学时代，就能够看到话剧、京剧，让那时北京的孩子都会羡慕啊！还有，那时的家属院，天南地北几家人——作者曾住过的院子，主要是湘楚冀人士，反正都算外地人吧，却像一大家子一样和谐。而这些，估计会彻底成为永久消逝的场景了！这，算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遗憾？

有许多事，许多情，许多温馨美妙的“风景”，特别是作者在《1956年的童话》中写到的情形，我们既已走过，就无法回去了，永远也不可能再回去了！

如果珍藏心间，述诸笔端，引发共鸣，则善莫大焉。

是为序。

2019年12月17日于璐苑

（作者为著名评论家、美学家，资深编审。先后在鲁迅文学院、中国作家世纪坛主讲，担任“鲁迅文学奖”“金鹰奖”“中国文联文艺理论奖”等评委，系中国文联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

（《短笛轻吹》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定价50元，有需购者汇至微信16601313573龙回洞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