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来稿的命运

                           (原载《文学自由谈》2017年第三期)

一位在一个很有名气的刊物当编辑的老师在一篇文章中说：她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参加活动，会上她说：分到我手里的自然来稿，我没有一篇没看过。所以她听到有位作家说当今没有编辑看自然来稿的发言时，她很震惊。还有一次在北京参加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北京某大刊的编辑，也说：“编辑看稿子？别扯了。我就发成熟作家的稿子，最次也是学院派的，来了就能发。”

读了不禁愕然，半信半疑。可是，她接着又说，2015年她给自己定下了十篇中短篇的任务，加上原来修改的初稿，勉强完成了写作计划，可是，这10个中短篇投出后，2015年全年无一回音。她的信心备受打击。

2016年，在她觉得自己可以不执着于文学的时候，朋友看出了她的放弃之心，出手把她的小说《XXX》（为了编辑今后的生存将篇名隐去）推荐给了《江南》，刊登后在《长江文艺》转载。另一篇小说《XXXXX》被另外一位朋友拿走，发在了《滇池》，被《小说选刊》转载。《XXXXXXXXXXX》被《天涯》终审通过，还有几篇小说也获得通过。她这才明白自己的小说并不是那么不堪。

看来编辑不看自然来稿是真的了。

这里至少透露了两个信息，一、现在的编辑不看自然来稿，二，发稿要有关系。

读到此我的心寒了，怪不得投出去的稿子都是石沉大海，那些编辑部的投稿邮箱我看也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到底有几个编辑从中找稿子？也许稿子太多编辑看不过来，也许编辑都有自己的作者群。但发现作者是每个编辑的责任，一个成熟的作家决不是天生就成熟，必然有一个从无名到有名的成长的过程。这使我想起老一辈的编辑中有许多积极扶持作者发现作者的感人故事。

我曾多次拜访过著名编辑诗人牛汉，他是一位很负责任的编辑，在主持《中国》杂志时，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无名的业余作者残雪的《黄泥街》，觉得很好给发了。她的《苍老的浮云》也是辗转到《中国》他给发了，从而造就了一名有名气的作家。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也是他发现给发表的，并亲自改了篇名。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现在已经是大师级的人物了，可他也是从不名而来的，当年莫言在河北保定当兵的时候，便拿起笔来写小说，并不断向保定市文联办的《莲池》投稿。屡遭退稿后，莫言终于收到一封《莲池》的约谈信。第二天，他按着信封上的地址找到《莲池》编辑部，见到了他永远不敢忘记的毛兆晃老师，毛先生告诉莫言，稿子有一定基础，希望拿回去改改。莫言感觉稿子不好改，回部队后干脆另写了一篇给毛先生送去。毛先生看后说，还不如第一篇呢。这话对莫言打击很大，但莫言没有放弃，很快再改出一稿送给毛先生。这个稿子经毛先生修改后作为头条发表在《莲池》上，这就是莫言的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谈起这篇小说刚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堂堂皇皇地上了文学刊物，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如果没有编辑们的看稿与鼓励，莫言这些作家也许就远走不上文学之路。

   在北京的文坛，有一个“四大名编”的说法，指的是四位老编辑：龙世辉、章仲锷、崔道怡、张守仁。龙世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时，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在一大堆来稿中发现了曲波寄来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龙世辉一眼就看出作品的先天不足：小说在语言结构上存在不少问题，文学性不强，严格地讲只是一堆素材。可他又敏锐地发现这个题材很棒，有改写的基础。他热情地邀请作者来北京，和他一道商量如何修改书稿。《林海雪原》出版后，作者一举成名。 

    在《当代》杂志社，一个陌生的叫作王朔的人寄来了中篇小说《空中小姐》,编辑部副主任龙世辉觉得作者很有艺术才华，但小说写得太冗长，就约他到编辑部谈稿,提了一次修改意见后，龙世辉就调到作家出版社当副总编，临行前把这篇稿子交到章仲锷手里。章仲锷约王朔来编辑部谈稿，一连找他谈了三次，王朔按照章仲锷的意见认认真真地修改了四遍，硬是把九万字的稿子精炼成四万字。章仲锷把王朔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在《当代》杂志推出了，很快就改编成同名电视剧。紧接着，章仲锷又在同年发表了王朔的另一个中篇《浮出海面》，后来这个中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轮回》。从此，读者认识了一个才华横溢的王朔。

    崔道怡一九五六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当小说编辑。刚一上任，他就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业余作者李国文。李国文一口气写了六个短篇小说寄给了《人民文学》。崔道怡觉得小说写得很精彩，这六篇小说写得都不错，但《改选》写得最好。《改选》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号的《人民文学》头条发表了。从此，文坛上升起了一颗新星。

    一九六二年，党的文艺政策调整，崔道怡又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一个叫汪曾祺的作者。他的小说《羊舍一夕——四个孩子和一个晚上》，不仅题目充满诗意，而且内容很有味道。他及时把小说上报主编，很快，汪曾祺的这篇小说就刊登在《人民文学》杂志。   

    再看我们的作协主席铁凝，她说：一九八三年，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没有钮扣的红衬衫》在《十月》发表，写时我是一名业余作者，在一家地区级的杂志社当小说编辑。但《十月》的编辑老师没有漠视一个年轻的业余作者，他们将《没有钮扣的红衬衫》以头条位置发表。正是这样的编辑们吸引着、鼓励着、推出着一大批文学青年或不再年轻的作家和作者。  

1978年，章仲锷在自发来稿中发现个中篇小说，题目为《现代人》，作者是上海的俞天白，感觉写得不错，不禁为又发现一个新作者而欣喜。

    《现代人》发表在《十月》1979年第2期，反响不错，令作者在全国范围为读者所了解，从此俞天白佳作不断，先后发表了《吾也狂医生》《大上海的沉没》等长篇，多次获奖，成为新时期上海文坛一员骁将。

    章仲锷主张“在稿子面前一律平等”，他有个宗旨：宁可发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不发一流作家的三流作品。

   文学期刊的编辑在发现、扶植青年作家方面，起着重要的第一线的作用。作家处女作的发表，对这个作家走上文学创作之路起着巨大的作用。编辑的成就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表好作品，具体体现在经手编发的作品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二是发现并推出新人，具体体现在发表新人的处女作、成名作。比较起来，推出新人更难得，也更为重要。一个编辑不看自然来稿实在是渎职行为。看自然来稿自然要辛苦一些，没有发名家那么轻巧，但这也正是编辑的可贵之处，受人尊敬的的也正是这一点。现在的编辑们学问可能比老一辈编辑们还要高一些，但人品和敬业精神呢，似乎更应该学一学老编辑们优秀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