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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赴法会中文殊》,莫高窟36窟,五代
《敦煌舞蹈》,莫高窟112窟,盛唐
《灵鹫山说法图》局部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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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苗,出生于古城西安的一个敦煌艺术之家,自幼酷爱绘画艺术。曾跟父辈们学习工笔重彩人物画,其间受到敦煌壁画艺术的熏陶,立下付出毕生精力复原敦煌壁画,让更多的人目睹华夏文明精髓的大志。先后进修于西安美院、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央工艺美院,理论提升、画艺精进。她曾为香港菩提协会的西方寺九层宝塔设计了全部藻井和部分壁画。曾出版有《再现敦煌》、《敦煌飞天》、《敦煌手姿》、《敦煌壁画线描图集》、《美学的极致》、《敦煌历代精品边饰、圆光合集》、《敦煌历代精品藻井100图》等多部著述。
敦煌壁画:从内容来看,可以分为七大类。它们是:一、佛像画:指描写佛教的各种神像,这些形象,大都画在绘塑结合的说法图里。二、故事画:指以佛经为依据的独立连环画。有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因缘故事等等。三、传统神话题材画:主要有中国古代传统神话题材中的东王公、西王母、女娲等。四、经变画:根据一部经绘成一幅画的巨型经变。五、佛教史迹画:是描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佛教圣地和灵应事迹。既有真人真事,也有想像虚构。六、供养人画像:早期多为小身,画在说法图的下方。到了唐代,画像逐渐增大,出现了等身巨像。七、装饰图案:主要是平棋和藻井等建筑装饰。
敦煌壁画,除装饰图案而外,一般有情节的壁画,特别是经变画和故事画,都反映了大量的现实社会生活,如:统治阶级的出行、宴会、游猎、剃度、礼佛等;劳动人民的农耕、狩猎、捕鱼、制陶、冶铁、屠宰、炊事、营建等;还有嫁娶、上学、练武、歌舞百戏、商旅往来、少数民族、外国使者等等各种社会活动。
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巧妙地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动物和植物形象。时代不同,审美观点不同,变形的程度和方法也不一样。早期变形程度较大,较多浪漫主义成分,形象的特征鲜明突出;隋唐以后,变形较少,立体感较强,写实性日益浓厚。
敦煌壁画继承了传统绘画的变形手法,变形的方法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夸张变形一以人物原形进行合乎规律的变化,即拉长。如北魏晚期或西魏时期的菩萨,大大增加了服、手指和颈项的长度,濒骨显露,嘴角上翘,形如花瓣;经过变形彻成为风流潇洒的“秀骨治像”。金刚力士则多在横向夸张,加粗肢体,缩短脖项,头圆肚大,棱眉鼓眼,强调体魄的健硕和超人们力量。这两种人物形象都是夸张的结果。
线条和色彩作为我国传统绘画的艺术语言,具有高度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够以简练的笔墨,塑造出个性鲜明和
敦煌壁画的起稿线豪放自由,粗壮有力。
敦煌壁画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具有中国气派和民族风格,形成自成体系的中国式佛教艺术。值得称道的是,古代画家们在继承和发扬民族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外来艺术时那种宏伟的气魄和开放的态度。
敦煌壁画人物多半裸或裸体,描写细致,人体比例和解剖较准确,因而真实感较强。原因是敦煌壁画直接受到龟兹壁画的内容、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影响,而龟兹壁疏又直接传自于印度和阿富汗。印度、阿富汗的佛教艺术里则早已吸收了西方艺术的营养。
因此壁画中的人物,特别是菩萨,比例适度,解剖合理,姿态优美,手式纤巧,真实地表现了人体美。这种写实手法,大大地加强了壁画人物解剖的合理性,弥补了汉晋绘画之不足,促成了新的民族风格的成长。
中国绘画起初不事晕染,两汉时代才在人物面部两颊晕染红色,以表现面部的色泽,虽然有一定的立体感,但不强。西域佛教壁画中的人物,均以朱红通身晕染,低处深而暗,高处浅而明,鼻梁涂以白粉,以示隆起和明亮。这种传自印度的凹凸法,到了西域为之一变,出现了一面受光的晕染;到了敦煌又有所改进,并使之与民族传统的晕染相融合,逐步地创造了既表现人物面部色泽,又富有立体感的新的晕染法,至唐而达到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