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0年高考前夕，我与“回炉生”族兄汪世皇合影。这年下半年，他因急性脑膜炎离开了人世。）

在我的一生中，参加了四次高考，其中三次是普通高考，一次是成人高考。第一次高考是一九八0年，那年我只有十六虚岁。二十八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那场高考。

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学生，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比起“老三届”，我们是幸运的。当时，不少插在我们班上的“老三届”因年龄偏大而含泪离开了高考的考场。不幸的是，我们那个年代的高中生是“文革”刚结束从小学进入初中的，七八年中考时语文只需要写一篇作文，记得作文题目还是自拟，文化成绩可想而知，也算是“被耽误的一代”。

八0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四个年头。七九年夏天，原以为考不上高二的我居然又升级了，对于不喜欢读书的我来说，又是苦海无边的一年。那时，虽然家里很穷，父母硬要我读到毕业。我只要硬着头皮，卷起被褥，拎着菜罐，跟随村里的“老高考”（从七七年考到八一年，最终仍未“中举”）到梓埠中学继续我的高中生活。在毕业班，我们的班主任是邓献呈老师，听说他在“文革”中受过打击，四十出头一点，头发全白了。不过那个年代的老师都受到过精神折磨，一顶“臭老九”的帽子就让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抬不起头来。邓老师教我们的语文，对我这样喜欢调皮而学习差劲的学生，他总是摇头，之乎者也地说句“竖子不可教也！”。他的语文教得很棒，很少有学生装病逃课。只对语文有点兴趣的我自然也很少逃课。邓老师讲课从不按课程顺序，他总是白话文和文言文交差讲，出乎同学们的意料。后来，邓老师要上哪一课，都成了同学们打赌的乐趣。在班上，邓老师最喜欢那些插在我们班上的高考“回炉生”。他们大都坐在班上的后排课桌，男的大都长了胡子，女的发育得都可以生儿育女。他们笔不离手，眼睛紧紧地盯着黑板，听课非常认真，像海绵吸水一样把课堂上的知识一点一点地吸到脑海里。

在我印象中，读毕业班时，我得到邓老师唯一一次表扬的就是写了一篇关于秋天的作文。那是在七九年下半年，我们开学过了快二个月，天气渐渐凉了下来（那时还没感觉到气候变暖），乐安河（鄱阳湖支流）的水温已不适合我们这些水鬼嘻嘻打闹了。带着这种失落的心情，我用了不到一节课的时间，写完了《乐安河的秋天》，用了“乐安河里的点点白帆从水雾中升起来了，缓缓地向秋天的深处驶去。”“乐安河里最后一抹余暉被忙碌了一天的渔民们带走了”等一些想入非非的句子。就这几句话，邓老师仿佛发现了高二（二）班有个我存在。在作文课上，邓老师很有激情地读了我那篇作文。后来，邓老师召开“高考苗子”会议，破例把我也叫上，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我只要认真一点，高考还是有希望的。当着邓老师的面，我点点头，但我没有往心里去。

八0年高考结束后，我还一派天真地相信“农村是一个宽阔的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回家当农民了。后来，“老高考”告诉我，那次高考，我差了14分，问我要不要补习。我说，算了，还是当农民自由。

 （在家当农民的我和村里的伙伴合影。我左边的叫朱炳璋，我们村的第一个大学生，分在原国家机械部，现在移居美国，前不久我一位在中山大学工作的同学向我要了他的电话，要以百万年薪请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