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黄扬《唐人唐诗》小札之六

 “初唐四杰”即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在《唐人唐诗》中，对于杨炯，黄扬评价他“杨炯诗金玉相映，圣魔叠出，往往炫人眼目，不甚亲切”。有其不依旁人的独到见解。

杨炯有一首《从军行》可称代表作，全诗如下：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此诗历来赏析者众，论者多有美言，窃以为实至名归。此诗确是大气，苍劲，慷慨，豪迈，沉雄，有力度，可以说，有开大唐边塞诗风先河之功。在初唐诗中算是颇有建树的，也确能奠其稳坐“初唐四杰”第二把交椅。

由于唐代的疆域以及特殊的边塞关系，这时候广大士子，都拥有一个平等或相对公平的环境与竞争平台，就是“出将入相”的晋升方式。出将入相，报效祖国是这一时期大唐音声的主旋律，也是广大士子的“中国梦·人生之梦”。言为心声，边塞诗应运而生，报效家国，实现梦想的主题，便体现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大唐诗国，大唐风度，因此增添了些许铁血硬度。

    杨炯生于公元650年，卒于公元692年。生当其时，逢大唐初生且节节向上之际。其时虽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但大唐人从上至下，骨血刚强，就像一位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年轻人。当时的国家形势，也适合当时的年轻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效仿汉时万户侯。可以说，生得逢时的杨炯，以其《从军行》中“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发了大唐边塞诗人“报效祖国，建功立业”的先声。此后的岑参，高适等人，正是沿着这条轨道发扬光大，以至蔚成气候。而大量的《从军行》《塞下曲》《凉州词》等所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相关主题。尤其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和意志把杨炯这一情怀的延伸积聚而达到一个高潮。

具有强烈强国之梦，建功立业色彩的大唐边塞诗，是唐诗特有的审美标签，具有独特而厚重的美学价值，其对时代与历史，对文学与现实的影响更是深远。在这方面上，作为初唐诗人，杨炯不仅在诗歌的形式上，而且在诗歌的内核上，都有较大的贡献。

然而，据传杨炯对初唐四杰的排位“王杨卢骆”颇有微词，即“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依我看，“愧在卢前”，倒也未必。卢，即卢照邻。照邻其诗，总的来说，体物赋诗，洋洋洒洒，形似则似矣，然未脱六朝之气，脂粉颇浓，神韵不足，内蕴未深。这应是当时所处社会环境使然，且卢又比杨早生了十几年。如果杨有哪一处不如前边的卢，那就是年龄了。杨生于650年左右，卢则生于632年。或许是杨炯出于对年长的卢照邻的尊重，真正的心声未必如此，也未可知。我倒是觉得排在卢前，是应该的，可以心安理得的。

至于说杨炯对被排在王勃的后面感到羞耻，所谓“耻居王后”，我就不认同了。这其中有没有人品或者地位或者纯粹诗歌成就的原因，就很难说，我甚至认为“同时相轻”或也有其可能。勃曾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怒逐出府。因擅杀官奴当诛，遇赦除名，连其父亦受累贬为交趾令。勃才华早露，行事也多有挟少年盛气。从这点上看，勃的政治命运要比杨炯坎坷得多，其行为也多有异于常人之处，受到的“迫害”也更为深酷。也许杨炯不齿于与王勃并排正出于此，何况两人又是同龄。同时相轻者，不乏其人。

黄扬在《唐人唐诗》中对王勃的评价是注以深情、泼以重墨的，其属意之重，褒贬笔力俱在其中。在此不妨照录：“王勃送别诗往往有往无返，然自有至情。如此诗（《别薛华》“送送多穷路，遑遑独问津。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无论去与住，俱是梦中人”——笔者注）颈颔二联，虽足不出户者读之也不免愀然。勃以少年天才，追陪诸王斗鸡走狗，偶一好奇戏笔檄英王鸡，竟致极权摧抑，终至流离漂溺，其遭逢可伤也。《滕王阁序》为最后留笔，文采映带间深寄感慨，其辛酸可知也。《杜少府之任蜀州》最广为传诵，二十六年人生，文名千古，其光彩不可没也。”黄扬一空依傍的评点，厚道温敦又语挟风雷，微言大义，甚得我心。      

其他诗作且不说，单说《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其“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亲和、人性、气质、韵味，一个十几二十岁青少年，居然能说出这至真至纯至善至性之语，可知道温暖了多少天涯孤子、旅途浪客、无家游子、失路之士、落拓亡命之徒，温暖了自此之下的多少异代同人之心？以此，人们坚信，只要有人类在，这样的诗心人性就不会停歇，就断不了源源不断发出温暖的信息，这是诗歌的生命，诗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是诗歌的光源。请问，从古到今，又有多少号称诗人的写过多少的诗句，能发出过像这样穿越宇宙穿越维度的人性之言温暖诗心的？

古人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赤子之心，本来就是美好的，就是至纯至净至真至性的。王国维曾评价李煜是赤子，言其词为赤子之作。在这里，我要借大师王国维的话来赞美早李煜几百年的王勃，更是赤子。就因为他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位一千多年前的先哲这温暖信息，对世道人心的温润。这就是王勃的贡献，以他远远未到而立之年的短短生命，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告诉我们，文学（诗歌）必须是人性的，温暖的。

文学是什么？我们无法界定文学一定是什么，但我们必须清楚，文学绝不仅仅是用来唱赞歌，也绝不仅仅用来无病呻吟，也绝非只用来哭诉自己的不幸，或者炫耀自己浅薄的幸福。它，必须有深入骨髓的体认，必须有悲悯的情怀，必须有终极的忧患，必须有温暖人心的力量，必须有黑暗中让人看到光的希望。

而王勃所创造的文学（诗歌），无疑具备了这一点。这方面，在唐代初期的诗人中，除了王勃，或许只有陈子昂也能算是其中一位。而晚唐的李商隐稍微可算。这就是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温暖与阔达，这就是王勃“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苦辛”的体认与悲悯。不管命途有多乖舛，不管生命有多无奈，都要心存希望，都不能放弃，更不能沉沦堕落。近百年后，在杜甫的《登高》上，那种“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悲苦无告的体认，我们有幸触摸到王勃“悲凉千里道，凄断百年身”的同频共振。这惊喜肯定是王勃自己没有想到的。

    如果这些诗句还不足以说明的话，那么，千古绝唱的《滕王阁序》则是王勃的贴身标签，身份确认。为什么？诗歌也好，散文也好，言为心声，诗以达志。如果说，有时候诗歌片言只语未能全面表达作者意图或所抒情志。散文，则是最好的承载工具。《滕王阁序》不只是一般的抒情表意，也绝非抒发一般的情志。他把人心中最有代表性最抽象最隐秘的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得淋漓尽致。其宇宙意识，人生终极“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感慨，还有什么比这更无奈更锥心裂骨更无可寄托的人生体验么？我想，此后的陈子昂可以承继这一脉气息。而“所赖君子安贫，达人知命。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怀报国之心；阮藉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其“三尺微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有怀投笔，慕宗悫之长风”更是一支乐观向上，积极进取，信念不灭，希望还在的冲锋号角，更像一面凌云帜旗，在初唐的时空上高高飘扬。《滕王阁序》是一篇绝笔，是这位二十六岁年轻甚至狂妄甚至目空一切的生命，在向宇宙向一切摧抑生命的恶能量下的挑战书。

    文字的能量是不可抑制，不可遏止的，它直入人心，深入骨髓。有人比喻为投枪，有人比喻为匕首。我说，它是电，传遍全身，给人能量，给人光给人热，给人温暖。更何况，“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这一永恒的哲学母题，出现在王勃的诗句里，其悲观乎，乐观乎？豁达乎？超脱乎？抑或无奈？一时难以辨清道明，只觉得百感交集，百口莫言，万千感慨，一时如潮。一个才刚刚二十六岁的青年人，竟是这般石破天惊，悟透一切又浑然不觉，难怪王勃要遭天妒，以致天才早逝。

    大唐有幸，初唐的王勃陈子昂为唐诗开了凤头，中间的王维李白高适岑参杜甫等为唐诗壮了猪肚，晚唐的李商隐杜牧，为唐诗殿了豹尾，这是一道近乎圆满的风景，为中国文学所特有。有如此丰富丰赡饱满极具意蕴深度广度高度的王勃，难道不应该排在初唐四杰之首么？我真不知道杨炯的“耻于王后”所据者何？

20190815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