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的悲剧人生观

尼采在本体论上将世界规定为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由于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人生痛苦的永恒性，因此，如何面对人生的悲剧性现实，就成为人生观的极其重要的问题。

尼采认为，虚无主义者并不是不知道人生的痛苦和悲剧，只不过它以幻觉的方式麻醉了个体生命对痛苦和悲剧的体验，并且以许诺“天堂”的方式让人忍受现实人生的苦难。悲观主义者是看透了人生痛苦的，认为痛苦和悲剧具有生命的本原性，是生存意志自身的必然产物。但是悲观主义者却没有直面人生痛苦的勇气和力量，他想使人通过禁止生命之欲，即断绝痛苦之源的方式来克服人生的痛苦。虚无主义和悲观主义都是以否定生命的方式来对待人生的悲剧和痛苦的，这是生命力乏弱和衰退的结果。

 尼采主张一种悲剧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以肯定生命连同其悲剧和痛苦为前提，并且强调以生命的强力本身来接受生命的悲剧性，以酒神精神的亢奋和审美的眼光来看待生命的悲剧，在生命悲剧的演唱中感受美的壮观和人生的升华。

    一、对人生悲剧性的体验

尼采有一幅病弱的身体却有一颗敏感的心，有着悲剧的童年生活却有一颗聪明的头颅，这就注定了他比一般的人对人生的悲剧性更加敏感，比一般的人对人生的悲剧性具有更大的挑战性。

在尼采四岁时，他的父亲从自己家门的石阶顶上摔下来，头部猛烈地撞在石阶边上，在一年的心理失常和体力消耗之后去世了。在这段悲剧性的日子里发生的各种事变：深夜报警、家里的哭泣声、密室的恐怖、死一般的寂静、悲哀的尽情发泄、丧钟声、赞美诗、丧礼时的布道、深埋在教堂石板底下的灵柩，都在他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这些事知道得太早了。因而完全被震慑了。尼采十四岁时感叹到：“当一个人掠去一棵树的花冠时，整棵树都枯萎了，鸟儿也不再栖息于枝头。我们家的花冠已经被夺走了，欢乐离开了我们的心房，深深的悲哀却成了我们的所有物。”[1]父亲的死一直成为尼采心灵上抹不去的阴影，直到他写作《瞧！这个人》时，仍对此记忆犹新，并将自己的生命与父亲的生命相提并论。他写道：“我父亲36岁就死了：他文弱可亲而多病，就象一个注定短命的人──与其说他是生命本身，倒不如说是对生命的亲切回忆。在我父亲生命衰老之年，我的生命也开始衰老了。在36岁那一年，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点──我仍然活着，但看不清三步以外的东西。”[2]  

 幼年丧父的经历使尼采对人生的悲剧有了过早的体验，而伴随尼采终生的病痛和他羸弱的体质则使他饱尝了人生的痛苦。尼采从小体质羸弱，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和思想创作日丰，剧烈的头痛、胃病、眼疾又经常侵袭着他。在他给朋友和亲人的信中，我们经常可看到他对自己身体状况的抱怨。在《瞧！这个人》中，尼采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哲学化的说明：“我的血液流动缓慢。谁也没有在我身上找出发烧迹象的本事。有位医生把我当神经病治疗过很长的时间，他最后说：‘不！你的神经没有问题，倒是我本人神经质。’某种局部的蜕变当然无法指证；尽管重度的消化系统衰弱引起了全面的衰竭，可是查不出胃的器质性病变。我的眼疾也是如此，虽然几乎随时都有失明的危险，这也仅仅是后果，而非原因。以致那怕生命力有稍许的增长，也会重新导致视力的增进。──漫长的岁月在我身上的消逝就意味着康复──很遗憾，它同时也意味着旧病复发、恶化，一种颓废的周期。”[3]在这各种疾病的困扰下，尼采对健康有着一种本能的执着追求。他在给他的朋友欧文·罗德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时常受着一种沉重而抑郁的心情的折磨。……啊，我多么渴望健康啊！一个人只要想到某些东西必然会比自身更长久地存在下去──他会怎样地感谢每一个美好的夜晚，每一丝温柔的阳光，甚至每一次正常消化的良机呵！”[4]

尼采自己具有一种不时超越自身悲哀或欢乐的本领。他知道怎样去享受自身危机所展示的奇观，仿佛它们本身就是一支和谐交融的交响乐。对于肉体的疾病，他总是在同自然肉体的适当妥协中享受着生命的欢悦。在尼采看来，肉体的痛苦固然给人带来生活的不宁和对生命的担扰，但是，“在某种情况下，肉体上的痛苦几乎是一件可庆幸的事，因为它们能使一个人忘掉在别处所受的痛苦。更确切地说，一个人告诉自己，对灵魂也有对身体一样的疗药。那是我对疾病所抱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给灵魂以希望。依然怀抱希望，难道这不是一件艺术性的作品吗？”[5]

正是这种幼年对人生悲剧的深刻体验和对疾病的“艺术性”态度，使尼采对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剧一直怀有一种敬畏和欣赏。正是这种对人生悲剧性的敏感，使他在读到叔本华的著作时，顿有相知恨晚的感觉。1865年10月，21岁的尼采在一家旧书店买到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立即被这位已逝六年的忧郁智者迷住了。他回到家后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阅读，整整两个星期，他一直深陷于叔本华哲学的思考而不准自己每天睡眠超过四小时。而对叔本华的哲学，尼采惊呼：“我发现了一面镜子，在这里面，我看到世界、人生和自己的个性被描述得惊人的宏壮”。“书里的每一行都发出了超脱、否定与超然的呼声。”[6]

 叔本华哲学给予尼采心灵振撼的，正是叔本华对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剧性的深刻揭示。叔本华一反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把对人生问题的讨论作为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并且将人的本质规定为求生存的意志。由于意志总是试图以满足自身欲望为目的，而现实世界又不可能让欲望充分实现，因此，生命本质上是痛苦的，人生就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摇动的钟摆。

 在相当意义上，尼采承认叔本华对人生悲剧命运的诊断。但尼采是绝不满意叔本华开出的药方的。叔本华认为意志是痛苦之根源，要消灭痛苦就必须消灭意志本身，由此他让人禁欲、自杀，从而走向悲观主义。尼采对人生悲剧的思考在这里碰壁了。他不相信人无法超越人生的悲剧状况，根本的是人们对人生悲剧本身的认识有误。正是基于此，尼采转向了希腊悲剧的研究，而且将叔本华作为“教育家”而提出的消极的生存意志改造成为积极的强力意志，将消极虚无主义改造成为积极虚无主义，将没落悲观主义改造成为强力悲观主义。

     二、对人生悲剧性的超越

尼采之所以要探讨希腊悲剧的诞生，根本的是要为战胜人生痛苦和人生悲剧找到一条出路。尼采自己对此有非常清楚的说明。尼采有两次谈到他写作《悲剧的诞生》的缘由。在《自我批判的尝试》中，尼采写道：“这本成问题的书（指《悲剧的诞生》──引者）究竟缘何而写：这无疑是一个头等的、饶有趣味的问题，并且还是一个深刻的个人问题。”“根本问题是希腊人对待痛苦的态度，他们的敏感程度，──这种态度是一成不变的，还是有所变化的？──是这个问题：他们愈来愈强烈的对于美的渴求，对于节庆、快乐、新的崇拜的渴求，实际上是否生自欠缺、匮乏、忧郁、痛苦？假如这是事实……那么，早些时候显示出来的相反渴求，对于丑的渴求，更早的希腊人求悲观主义的意志，求悲剧神话的意志，求生存基础之上一切可怕、邪恶、谜样、破坏、不祥事物的观念的意志，又从何而来呢？悲剧又从何而来呢？也许生自快乐、生自力量、生自满溢的健康，生自过渡的充实？”[7]在《瞧！这个人》中，尼采谈到《悲剧的诞生》时说，“‘希腊精神和悲观主义’，这倒是个更明确的称谓。第一要义，即希腊人是怎样处理悲观主义的──他们用什么手段克服了悲观主义……悲剧正好证明，希腊人不是悲观主义者。”[8]很显然，尼采之研究希腊悲剧，根本的是出于对希腊人战胜人生悲剧性的兴趣，是为了找一副克服悲观主义的药剂。

 那么，人生的悲剧性究竟意指什么呢？尼采虽然没有对此进行过明确的界定，但透过他的各种说法，我们还是可以体悟到，对于尼采来说，人生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生命的易逝与人之不朽渴望的矛盾。世界和生命的生成流变，这是我们看到的最基本现实。每一件事都诞生又死亡了，每一个个体生命也在诞生和死亡，世界在流变中，无物可以永存。既然如此，那么人活着究竟还有什么意义和目的呢？人的一切目的和伟业都将流逝，人还为什么要活着呢？很显然，人是不太情愿地被流逝着的世界带向流逝的。为了克服和战胜这种流逝所带来的生命的无意义感，西方人从他们的文明诞生那天起就进行着不懈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把生成着的世界存在化，将流逝的世界凝固化。希腊哲学家对世界本原的追问就是这种努力的一种体现。及至巴门尼德、柏拉图，更在生成流变的世界“背后”设定了一个“存在”的“真实的世界”，由此，人可以在那里求得一种生命的归属。基督教将这种“存在化”的努力推向极端、推向彼岸，通过灵魂不朽和上帝之国的许诺来克服生成和流逝带给人生命的威协。但是，尼采认为，所有这些“理性”的努力都只不过是用一种虚无的东西来取代现实的生成流变，实质上既没有克服生成所带来的人生的无意义感，又在根本上否定了现实世界和人的生命本身。人的苦难依旧，而且还增加了生命力量衰退所导致的苦难。

 生成流变是真实的现实，人要克服生成获得生存的意义也是真实的道理。这两者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就是人生悲剧性之根本所在。

 尼采正是带着人生悲剧性如何被超越和克服这一根本的人生问题去研究希腊悲剧的。换言之，尼采对人生悲剧性的探讨就是从研究悲剧本身开始的，他要通过分析悲剧所给予人的“形而上的慰藉”来肯定人生，来解决人生的悲剧性同“乐观”的人生态度不相调和的问题。

在尼采看来，古希腊人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并不是因为希腊人是人类的童年，经历的人生痛苦与恐惧尚太少，不足以感受到人生的悲剧性，也不是因为希腊人太幼稚，不像成熟的人类那样对人生的悲剧性有敏锐的感受性。希腊人之所以有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是因为他们从人生的悲剧性中得到了一种“形而上的慰藉”，这种“形而上的慰藉”最终在悲剧中得到完善的体现。悲剧的诞生标志着希腊人人生态度的成熟，希腊文化和希腊精神的一切可贵之处都在悲剧中体现出来。

 尼采认为，悲剧诞生在希腊，这是必然的。希腊人是一个敏感的民族，对痛苦有最细腻、最深刻的感受。希腊人这种敏感性，通过西勒诺斯的神话深刻地反映出来，希勒诺斯对弥达斯国王所说的关于最好不要降生的那段话，表明希腊人在根本上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人最好不要降生，对于已经降生的人来说，这最好的东西是得不到的，但是还有次好的东西，这就是立刻就死。但是，给尼采以深刻启示的在于，希腊人并没有象佛教徒那样，在看透了人生的悲剧性后，便以牺牲肉体为代价来求得精神的宁静而逃避人生的悲剧性。恰恰相反，希腊人没有逃避人生的悲剧性，他们兼顾了人的肉体性与精神性两个方面，他们创造了一个艺术世界，用这个中间世界对人生悲剧性给人造成的巨大压力形成一个缓冲，同时又给人提供了经历痛苦、战胜痛苦的可能性。“希腊人知道并且感觉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对于泰坦诸神自然暴力的极大疑惧，冷酷凌驾于一切知识的命数，折磨着人类伟大朋友普罗米修斯的兀鹰，智慧的俄狄浦斯的可怕命运，驱使俄瑞斯忒斯弑母的阿特柔斯家族的历史灾难……”[9]这些神话中的巨大痛苦和灾难对于现实中的希腊人的意义在于：人生的痛苦与灾难因为在神身上显示而变得神圣化了。由此，希腊人对于人生的悲剧性，就不仅“用奥林匹斯艺术中间世界不断地重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盖，从眼前移开了”[10]，而且他们还通过让神来过人的生活而为人的生活辩护，痛苦的人生从此在神的灵光照耀下使人感到人生虽然痛苦，却是值得努力追求的。

 希腊人的这种通过悲剧来升华和超越人生悲剧性的生存方式，在尼采看来，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结合的产物。“在希腊人身上，‘意志’要通过创造力和艺术世界的神化作用直观自身。它的造物为了颂扬自己，就必须首先觉得自己配受颂扬。所以，他们要在一个更高境界中再度观照自己，这个完美的静观世界不是作为命令或责备发生作用。这就是美的境界，他们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的镜中的映象──奥林匹斯众神。希腊人的‘意志’用这种美的映照来对抗那种与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相关的艺术才能，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朴素艺术家荷马。”[11]尼采把这位日神艺术家比作一个作梦的人，他沉湎于梦境的幻觉，为了使这幻觉不受搅扰，便不断向自己喊道：“这是一个梦，我要把它梦下去”。但是，日神梦幻世界的美绝不是因为对人生悲剧性的无知或无感，恰恰是在日神梦幻的美的世界中潜藏着它的深层基础，即西勒诺斯的可怕智慧。日神的梦幻的美同酒神的清醒的醉有着相互的依存关系。日神作为个体化原理的神化要使个人产生有解脱作用的幻觉，便必然要借助于整个苦恼世界，甚至个人的整个生存及全部美和适度，都建立在某种隐蔽的痛苦和知识之根基上。而且，日神作为个体化的神化，只承认一个法则──个人，即对个人界限的遵守，希腊人所说的适度。这样一种“适度”便导致：“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对人的泰坦式的爱，必定遭到兀鹰的撕啄；俄狄浦斯因为他过分聪明，解开斯芬克斯之谜，必定陷进罪恶的混乱旋涡。”[12]但是，日神的这种“适度”在酒神精神的“泰坦”式过渡面前便全然无能为力了。实际上“日神不能离开酒神而生存！说到底，‘泰坦’和‘蛮夷’因素与日神因素同样必要！现在我们想象一下，酒神节的狂欢之声如何以愈益诱人的魔力飘进这建筑在外观和适度之上，受到人为限制的世界，在这嚣声里，自然的享乐，受苦和认知时的整个过渡如何昭然若揭，迸发出势如破竹的呼啸；我们想象一下，与这着了魔似的全民歌唱相比，拨响幽灵似的竖琴，唱着赞美诗的日神艺术家能有什么意义！……在这里，个人带着他的全部界限和适度，进入酒神的陶然忘我之境，忘掉了日神的清规戒律。”[13]正是酒神的这种“过渡”和日神的“适度”之结合，才使希腊悲剧的诞生成为必然，也使得希腊人成功地战胜和超越了人生的悲剧性。

三、酒神精神

 在日神和酒神的结合形成悲剧的原始精神并超越人生悲剧性的这一历程中，尼采更加强调酒神精神的意义。尼采认为，正是在酒神冲动中，“过度显现为真理，矛盾、生于痛苦的欢乐从大自然的心灵中现身说法”。因此，“无论何处，只要酒神得以通行，日神就遭到扬弃和毁灭”。正是基于此，尼采认为，“悲剧的本质只能被解释为酒神状态的显露和形象化，为音乐的象征表现，为酒神陶醉的梦境。”而希腊悲剧的衰落，在尼采看来，恰恰是苏格拉底的乐观理性主义导致酒神精神衰落的结果，因为“乐观主义辩证法扬起它的三段论鞭子，把音乐逐出了悲剧。也就是说，它破坏了悲剧的本质，”而“苏格拉底倾向的直接效果无疑是酒神悲剧的瓦解”[14]

 尼采对于他从希腊悲剧对待人生悲剧性的态度上找出了酒神精神这一点十分自得。他评价《悲剧的诞生》时说：“这本书有两项带根本性的革新，一是对希腊人的酒神现象的认识──这是对这一现象的首次心理学分析，这本书把这一现象看成整个希腊艺术的根据之一；二是对苏格拉底主义的认识：首次认识到苏格拉底是希腊消亡的工具，是典型的颓废派。”[15]在另一处，尼采则说：“只要我们没有回答‘什么是酒神精神’这个问题，希腊人就始终全然是未被理解和不可想象的……”[16]那么，究竟什么是尼采所说的“酒神精神”呢？

尼采自己对“酒神精神”有一个说明，他说他当时是怀着一种对道德否定生命这一现象的本能怀疑而提出“酒神精神”的：“当时在这本成问题的书里，我的本能，作为生命的一种防卫本能，起来反对道德，为自己创造了生命的一种根本和相反的学说和根本相反的评价，一种纯粹审美的、反基督教的学说和评价。何以名之？作为语言学家和精通词义的人，……我名之为酒神精神”。[17]很显然，尼采自己是将酒神精神当作肯定生命，反对道德评价的一种“人生观”的。

如果用比较简明的语言来概括“酒神精神”的实质，那就是：首先承认人生的悲剧性，然后战胜人生的悲剧性，但这战胜是通过肯定人生本身的悲剧性进而将它审美化而实现的。换言之，既然人生的悲剧性之根源在于生成流逝和人的生命之不朽渴望的矛盾，宇宙生命生生不息，个体生命稍纵即逝，那么，要肯定生命就必须超越个人的眼界，立足于宇宙生命，肯定生命的全体，包括肯定其中必定包含的个人的痛苦和毁灭。这就是酒神精神的实质。尼采说：“甚至在生命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肯定生命，生命意志在生命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尽而欢欣鼓舞──我称之为酒神精神。”[18]  

“酒神精神”通过悲剧而被显示出来，而它本身又是对人生悲剧性的肯定和超越，因此，酒神精神所代表的就是一种悲剧人生观。尼采也以此将自己称为“第一个悲剧哲学家”，而这“悲剧哲学家”是“悲观主义哲学家的极端对立者和反对者。”在以酒神精神为内涵的悲剧人生观下，痛苦被看成生命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痛苦，人只能有卑微的幸福。伟大的幸福正是战胜巨大痛苦所产生的生命崇高感。人生的痛苦除了痛苦自身，别无解救途径，这就是正视痛苦，接受痛苦，靠痛苦增强生命力，又靠增强的生命力战胜痛苦。生命力取决于所承受的痛苦的份量，生命力强盛的人正是在大痛苦袭来之时格外振作和欢快。热爱人生的人纵然比别人感受到更多更强烈的痛苦，同时却也感受到更多更强的生命之欢乐。“要想体认一切存在之最大产生和最高享受的秘决，就是去生活在危险之中！将你的城市建立在维苏威火山的山坡上！将你的船驶入浩瀚无涯的海域！要活在与你相匹敌的人物甚至与自己交战之状态中！”[19]这就是“酒神精神”，这就是悲剧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