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义勤：《八声甘州》里的时代精神

原载《中华读书报》2021年10月27日

历史小说如何表达时代精神

——评陈玉福长篇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

吴义勤

近年来，陈玉福在历史小说领域持续发力，出版了诸多令读者眼前一亮的长篇佳作。他的历史叙事不同于游戏解构色彩浓厚的“新历史”小说，也不同于波诡云谲的宫闱争斗小说，而是努力营构一种与时代相通连的具有崇高感和精神力量的历史小说。他的长篇新作《八声甘州之云起》（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版）就是这样一部能满足我们对历史叙事期待的优秀作品。

北宋杨家将的故事家喻户晓，明末甘肃总兵杨嘉谟是杨家后裔，也是一位精忠报国、战功卓著的将领。《八声甘州之云起》聚焦杨嘉谟的传奇人生，呈现其尘封的英雄历史。陈玉福计划将杨嘉谟的命运起伏分为三个阶段，分别形成“云起”、“乘风”、“星沉”三部系列小说。《八声甘州之云起》是杨嘉谟英雄人生的起始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小说中，陈玉福承继了中国文学的英雄叙事传统，用古典传奇小说的手法叙写精彩故事，注重把“古甘州”的西部风情融于起伏跌宕的情节之中，读来令人荡气回肠。而尤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小说中推动整个故事发展的动力不仅仅是人物坎坷多变的命运以及各种旁逸斜出的事件，还有一种贯穿始终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杨嘉谟身上所具有的一种崇高精神，其内涵包括始终不渝的报国情怀、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牺牲自我的责任担当、永不放弃的历史使命、不随波逐流的的精神操守、不屈不挠的坚贞气节。这种精神力量弥散在故事的展开过程中，形成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震撼力，并成为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逻辑力量。不仅如此，这种精神力量还穿越历史时空与当下时代发生对话，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时代性。小说蕴含的精神力量体现了时代的呼唤，是时代精神的内在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八声甘州之云起》的历史叙事实现了时代精神的有效表达，使历史叙事具有了可贵的当下品格。

从地域书写的角度来看，《八声甘州之云起》也是典型的“西部文学”。陈玉福善于从时代切入，发掘和表现地域文化的精神品格，其历史叙事的缘起就是对时代精神的独立思考，并以此为起点走进历史，发掘“西部文化”中发育和积淀的精神特质。这种方式是陈玉福历史叙事通向时代精神世界的重要入口。陈玉福在该小说《自序》中认为，形成于地域文化之中的“西部文学”首先是“英雄的文学”， 它发源于“甘州精神”，而“甘州精神就是中国西部精神，西部精神就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这是陈玉福从时代精神的角度进行的个性化的文化反思。在小说中，陈玉福以自己发掘和思考的“甘州精神”、“英雄精神”塑造英雄人物形象，演绎一代名将杨嘉谟的人生命运。小说开篇即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拉开了杨嘉谟热血人生的序幕。杨嘉谟始为凉州卫指挥使，庄浪卫受瓦剌人攻击，军情告急，他率部驰援并取得守卫战胜利。但因得罪镇守太监侯大鹏，阵前获罪问斩。小说一开始就营造了刑场悲怆的氛围，初步刻画了杨嘉谟无悔、无畏的英雄形象。后因甘肃镇总兵陈克戎相助，杨嘉谟被削职充边。在西去甘州卫所的过程中，杨嘉谟又几番经历屈辱，几次陷入九死一生的境地，但仍不失戍边报国情怀。小说继而通过“智取瓦剌”、“力拒强敌”等场景的描写，进一步将杨嘉谟抵御外侮的英雄形象树立起来，并着力表现了其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在这个叙事过程中，杨嘉谟的英雄形象与西部风情融为一体，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构成了一幅充满悲壮、豪迈之气的边塞画卷。可以说，粗犷和广袤的西部地域滋养了人物的的英雄品质，而英雄的坦荡和豪迈又为西部文化注入了独特的内涵，这正是陈玉福在时代视阈中所要表达的“西部精神”的本质。

陈玉福擅长走进历史深处去探寻精神血脉的形成与延续。他认为，时代精神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只有走进历史，才能探寻和理解时代精神的源流及内涵。依据杨嘉谟为杨家将后裔的身份，小说全力探寻和建构了一个血脉相传的精神世界。北宋杨家将的故事世代流传，它所蕴含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判断已经成为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也与时代精神的要求和呼唤紧密相连。在小说中，杨氏家族在抵御外族侵略、戍边卫国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精神传统，一直是杨嘉谟精神世界的标尺和支撑，始终是其行动的内在动力。在庄浪卫守卫战中，杨嘉谟深陷重围仍决绝高呼“保家卫国是我们杨家将的光荣”；在西行充军路上，他依然忠贞不悔：“只要我活着一天，就势必为大明守好疆土一天，外抵鞑虏，内肃匪患是我的责任。”不仅如此，杨嘉谟还不断提醒自己，要以这种精神教诲其他杨氏后裔，“继续弘扬先祖遗志，让他们明理知事，自强上进，有担当，能托付，最重要的是具备精忠报国、匡扶正义之心”。于是，这种精神血脉汇聚成一个忠勇报国的群体：杨嘉谟、杨嘉臣、杨俊、郑三彪、金刀帮的几十名江湖义士、程槐程英兄妹等。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呈现的就不仅是杨嘉谟一个人的传奇故事，而是接续历史传统的英雄群像。这样一来，该小说就与关于杨家将的各种艺术文本形成了互文关系，从而大大扩展了艺术容量。而且，小说主题的重心也因此更多地向历史和精神的层面转移，并构成了与时代精神对话的多种可能。

借历史与时代对话，突出表现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是《八声甘州之云起》的小说主题通向时代精神世界的重要路径。在故事层面，小说尽管注重英雄人物命运的传奇性，但并没有把杨嘉谟进行“脸谱化”处理；相反，故事叙事多赋予其平常人的心理活动，努力将其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因此，杨嘉谟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并不是单一和固定的——像古典小说中的英雄人物那样，而是被放置在激烈的心理矛盾和冲突中。值得注意是，这种心理冲突的叙写，往往是通过以当下时代中的心理困惑叩问杨嘉谟的精神难题来完成的，譬如，在恶劣环境下为什么不趋利避祸？为什么不选择折中退让？为什么不进行周旋灵活？等等。对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一个“英雄”的标签所能覆盖的。陈玉福显然并不想回避这些疑问，而是以我们今天的心理疑惑去追问身在历史环境中的杨嘉谟。显然，这种处理并不容易。陈玉福的高明之处在于：采用一些细节延宕故事的推进，为主人公留出充分的时空来处理这些疑问，从而完成了历史与时代的对话。譬如，陈总兵在法场救下杨嘉谟后赠其一枚铜钱，暗示其遇事不要刚直，要圆滑一些，要把控好“方与圆”。杨嘉谟怀揣铜钱西行甘州，每遇事端，便“自觉怀里揣的那枚铜钱在胸口灼灼生焰发热起来”，纠结在退让与前行、妥协与担当之间。每每深陷内心的这种矛盾之中，杨家将匡扶社稷的精神总能激起其积极向上的斗志，杨家满门忠烈的荣光总能给予其放手一博的勇气，“偏要和世俗搏一搏，一时落魄又如何？”即使想到了侯大鹏等奸佞权臣，杨嘉谟也没有气馁颓废，并希望从军到最偏远的卫所，因为“那里是大明的边界线，是前线，是瓦剌人时常出没的地方，也是男子汉最能建立功勋的地方”。诸如此类的细节设置还有很多，尤其是在杨嘉谟与杨嘉臣同去甘州的征途中。这些细节充分表现了杨嘉谟的内心冲突，交代了其生命抉择的理由，呈现出人物复杂的精神世界，有效形成了历史与时代的一种对话关系。同时，这些细节描写也增强了传奇叙事的逻辑性，使故事的发展更具有充分的自洽性。而这，也使得《八声甘州之云起》与惯常意义上的英雄传奇小说区隔开来。

与时代对话，呼应时代精神的召唤，应该是作家创作的责任与使命，也是作品具有艺术魅力的重要体现。陈玉福在《八声甘州之云起》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以及所呈现的艺术方式，显然是“西部文学”的重要收获，同时也为当下的小说创作尤其是地域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启示。陈玉福近年“深扎”张掖后，在历史小说和西部小说创作方面用功甚勤、思考颇深，挖掘了许多西部文学和西部精神的富矿，规划了宏伟的历史小说写作计划，我们有理由对他即将推出的系列历史小说充满更多的期待。

（吴义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著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