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0后作者长篇小说《绿原》的笔记       

陈玉福

2005.5.30

今天，我在河西学院的宿舍里，认识了一位来自甘肃书画之乡的小同乡董志远。他送了我一本他的长篇小说《绿原》，并请我“指正” 。   

2005.6.10

回兰州的途中，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打开了董志远的长篇小说《绿原》。我一直以为，80后作者都有一个同病，无病呻吟，矫揉造作，这是我一直反感的，唾弃的，这种小说不会为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什么有益的的影响。我常常劝戒我的学生们：千万别读这些虚张声势、虚无缥缈的东西。可读了董志远的《绿原》后，我不得不改变对对80后作者的看法了。从董志远的作品中，我看不出80后一代人的懦弱、自恋、虚伪和所谓的“寂寞”，也看不出其他80后写手的那种不负责任的文字游戏。……我更多看到的是一位初学写作者的成熟，而这一点又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称。20岁的董志远思考的具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三农问题，当很多20岁的年轻人正在享受雨季花季的时候，他至少已经提前10年步入了社会。

2005.6.13

这本书真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读它，丝毫没有把它的内容和作者联系起来。要知道，以前我读书，首先要看的是作者，看作者的地位、名气、成就等。一般作家的书我是不读的，这到不是无名作家的书不好，而是书太多了，根本看不过来……看《绿原》时，我是一页页翻过的，我真的感觉它有个性、有特点。

《绿原》写了西部偏远的一个山村，写了以陈方为代表的一群少年为战胜贫穷而努力奔波，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人们向贫穷挑战的故事。是以董志远的家乡21世纪的定西市通渭县为生活原形的，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落后的现状。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二元城乡结构，这种结构目前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教育问题。作者以天河农业中学为中心，从多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村教育落后和教育投资不合理的现状。

……杨洋大伯的话震惊了祁志军老师，让我们也值得深思，杨洋两岁丧母，寄宿在大伯家里，在班里竞选班干部的会上，许多同学都参加竞选演说，唯独“在热闹的一角，只有一个人不顾一屑，他在桌上拿着书，扶了扶眼镜，看着X集合，什么是集合？‘我是不是这个集合中的元素？班集体这个集合中有自己吗？’” （P13）这个人就是杨洋。当班主任祁老师得知一些关于杨洋的情况后，就进行了家访。杨洋大伯深有感触地说，“书越读人越穷。”怎么会呢？“教育兴县”、“教育兴乡”、“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啊！其实人们美好的愿望与现实往往相距甚远。杨洋大伯给祁老师算了这么一笔帐，“一个高中生一年要一千元，三年三千元，家中吃住不算钱，只学杂费之类的东西就要这么多。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则需要几万元，这穷山沟里谁能背的起？年收入4000元的就是中等家庭，有的则2000元，就算倾家荡产也不够供自己的孩子上学。银行是有钱人进的，农村人有几个能从里面贷出钱来？” （P17）杨洋大伯算的这笔帐一点不假，生在农村长在农家的人都能深切地感受到其中的辛酸。

其实不仅如此，就教育资源而言，天河农业中学远不能与城市相比。校舍的破旧，教师的创新意识不强，教学资源严重不足，“一张嘴、一支笔、一本书”，这就是教育。就学生受教育的机会而言，农村的孩子大多在享受初级教育后就辍学了，农民已无能力再继续供孩子读书。最为典型的就是小说塑造的于甜和亮红这两个人物形象，于富有的家庭是贫穷的，女儿于甜从小学到初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可于甜每天放学回家，还要承担大量的家务，拾柴、挑水等，然而正是因为穷，最终不得不放弃学业。这一点，城市的孩子是无法想象的。于甜掇学后只能外出打工，谋求生计。陈方的“妻子”亮红的命运似乎还没有于甜那么好，陈方和亮红两家是邻居，从小两个小孩在一起玩，一同上学，两家大人也开玩笑说，“方方，以后我们的红红送给你做媳妇”，从今往后，少不更事的两个孩子别提有多么高兴，多么快乐。然而命运总是捉弄着亮红。贫困的家庭也让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年仅15岁，就成了别人的“新娘”，为的是给父母亲减轻负担，为给近三十岁的哥换回一个媳妇。可想而知，在定西这样的贫困地区，像于甜和亮红这样的少女不计其数。他们在接受完初级教育或尚未接受初级教育，就要背负社会的重担，要么外出打工，谋求生计，要么较早成为人妻。这种社会现实，在部分农村是存在的，更是可悲、可叹的。

2005.6.14

小说叙述的社会现实我本人是熟知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是喝着涝坝水、玩着黄土长大的。后来我通过奋斗进城了，但也能常常回家。自从父亲去世后，回家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可每每回家，都能看到一些大大小小的标语：“教育兴乡、教育兴县”、“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等等。每回一次家，带回来的总是沉甸甸的感受……

 “好心的山里人，有着文明水平不高带来的愚昧的原始，亦有原始，淳朴的人性善良”（P15）。在《绿原》中，作者不只是对父老乡亲们温情脉脉的怜悯，而更多的是对他们卑微、愚昧灵魂的透析。小说人物王潇潇在《最后一片落叶》中写道：“我们这代人，一直让人们困惑，生在80年代的我们，本是让先辈们头疼的一代，落后与先进的冲突，从而产生代沟，谁也不能逾越，只有两岸的厮守与等待，父辈们对我们无奈，我们对父辈们也无奈。”（P86）……于甜的父亲为妻子没给于家“生一个传代的根”而苦恼不已，于甜作为女儿，也让父亲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认为“女娃是别人家的，念不念书有什么区别”。这显然是只是一个生活的缩影，作者亲近的家乡偏僻落后，到处弥漫着愚昧野蛮的空气，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统治着人们。我想这就是作者描述的无奈吧。

除此之外，乡村里还有不少法盲。陈方的二婶子不生养，便在人贩子那里花了6000元，买了一个小男孩来收养，这似乎比什么都值。然而，他们竟然不知这是违法的，当小男孩的母亲在警方的帮助下找到孩子时，我们看到的是村民们举着锄头、钢叉、铁锹等原始工具，对警方进行攻围……

2005.6.15

在整部小说中，作者通过多个层面和角度，来揭露和批判这种社会现实。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董志远作为“80后”写作群体中的一员，《绿原》在创作内容上与郭敬明、韩寒、张悦然、李傻傻等青春作家的作品相比，确实是一大突破。在《绿原》的后记中，董志远说过这么一个段话，“看着身边辍学的朋友，从未上过学的小孩深滞的目光，永远看不穿的大山，人们固执的思维，让我好难受，他们真善的一面也是我们无奈的一面，思想意识的落后的至于到了麻木的地步，让贫穷的面容永远停在父辈的脸上，我痛苦，我迷惘……我呐喊，我大呼……要让生活在城市的少男少女们了解一下，同一片蓝天下，自己的同龄人，自己的同胞他们如何度过每天的生活？”（P614）在这里，我们看得出《绿原》剥离的是一个大众关心的命题——三农问题。如此果敢地对这些问题进行曝光和力透纸背的批判是出于一位16岁的孩子之口（写《绿原》时作者正上高中），为此我不得不惊叹：这就是《绿原》的可贵之处。

《绿原》批判性的语言是通过人物的口说出来的，我认为这个处理也不错。“我们这代人”、“最后一片落叶”贯穿全书，是很妙的，还有人物的书信穿插也较为合理。农村人贫穷，但深山里的人们却自强不息，农村人愚昧，但他们对知识的渴求欲望，是山泉般可贵，农村人落后，但他们热情、善良，孩子失学，流落到社会，他们仍然顽强，与命运搏斗。作者不仅是农人之后代，还是大山的代言人，他诉说大山的酸、甜、苦、辣、咸，会引起人们对大山的关注。

2005.6.16整理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