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鲁迅对其笔下许多小人物的概括，包括祥林嫂、闰土、阿Q以及《藤野先生》中的中国留学生等，但是对于阿长却更多的流露出的是同情、敬意和怀念。阿长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形象呢？鲁迅为什么对她有如此特殊的情感呢？

    阿长是不幸的。她的不幸表现在：连真名实姓都不为人所知，“阿长”也是因补了别人的缺才有的名。她的不幸表现在：当我“知道了谋死我那隐鼠的却是她的时候”，就“憎恶”她，“怨恨”她，仿佛她连一只小小的隐鼠都不如。她的不幸还表现在：连起码的生存空间都受到限制。看“我”的母亲的话：“长妈妈生得那么胖，一定很怕热罢？晚上的睡相，怕不见得很好罢？…… ”多么可笑！难道人长得胖也是错吗？可是，又是多么真实！连“睡觉”都受到限制，连“一席之地”都没有，这可是最起码的生存空间啊！

    她的不幸还表现在：“我” ——一个她最亲近的人——对她的轻视。照理，“我”还是一个孩子，对于大人该有最起码的尊重。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在这里，阿长和“我”演绎的不是小辈和长辈的角色，而是少爷和仆人的角色。这从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出来。当阿长讲长毛的故事时，“我以为她一定最安全了，既不做门房，又不是小孩子，也生得不好看，况且颈子上还有许多炙疮疤。”这其实是“我”对阿长的轻视、看不起啊！当我渴慕着《山海经》的时候，“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说明“我”问的不止一人，那“我”问了那么多的人，却偏偏没有问和“我”朝夕相处的阿长，为什么呢？不也是因为“我”对阿长的轻视吗？

    阿长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被社会逼到最最底层，最最边缘的一个人。

    可是，鲁迅对阿长只“哀其不幸”却没有“怒其不争”。因为她自始至终都在“争”。当大家都叫她“阿长”时，她曾解释说“她的名字是叫什么姑娘的”，说明她曾经为了自己的姓名“争”过，只不过，她的这一“争”，效果非常不明显。还是没有人记得她，直到死了大概三十年了，“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当母亲说她睡相不好时，“她不开口。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这难道不是无言地抗争吗？后来，她和“我”说长毛的故事，当我怀着鄙视的心理说“那么，你是不要紧的” 时，当她觉察到我对她的轻视时，阿长说：“那里的话？！我们就没有用处？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  也许在我们看来，这是可笑可悲甚至可叹的！这是怎样的社会啊！它已经把阿长逼到了怎样的窘境呢？它已经使阿长成了一个心理扭曲的人：在阿长心里，似乎被长毛抓也成了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被长毛侮辱也是一种光荣！然而，笑过之后，叹过之后，你是否注意到一个细节——“阿长严肃地说”。这难道不是阿长不甘心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做出的一个极端的反应吗？她是在“争”啊！而且，这种歇斯底里的抗争似乎还真的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呢！“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这其实是对其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争取其社会地位的行为的肯定！不过，由于她毕竟是以迷信和受辱为基础的，终归以失败而告终。

    不幸的阿长自始至终以一个抗争者形象出现的，然而，其抗争最为成功的一处，就是：为“我”买《山海经》。阿长是在什么情况下来问《山海经》一事的呢？是在“我”憎恶她、怨恨她谋害了“我”的隐鼠了之后。阿长是一个被社会逼入最底层的人，当所有人遗忘她的时候，她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个轻视她、看不起她却和她朝夕相处的人的身上，而今，这个人不仅轻视她、看不起她，还憎恶她、怨恨她。于是，她奋起抗争。给“我”买《山海经》就是她抗争的方式。终于，阿长成功了！他的热忱感动了“我”，他让我震惊：一个没有文化，长期被“我”轻视、看不起的人竟也能帮“我”买来《山海经》。她彻底颠覆了鲁迅对她的看法。鲁迅对她的态度已由原来的轻视转而变成新的敬意，以至于到辞别人世三十年，仍对她深深地怀念和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