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任何疆界的交流都可能启发创作和辩证。跨越疆界可能是语言，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国家，可能是民族，可能是职业，可能是性别，可能是不同的媒介，可能是不同的地理环境，可能是阶级和背景，可能是年纪和代沟。只有跨越，才会促进新的视野、新的感觉和新的学问，才会看得更远，才会看得更阔更宽，才会有可能建立新的关系。在推动文化交流工作时，双方都有自信（不是自大），因此有包容，因此能容纳多元，这正是文化发展必要的心态。未来跨过的文化机构会否同样有自信，有包容和互重，有同样的心态，这正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这种包容心态曾经出现于雅典、出现于长安、出现于威尼斯、出现于巴黎和出现于纽约；也因为如此，这些地方在不同时代都成为世界文化中心，推动世界文化思潮，对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心态的出现，一方面和客观的条件，譬如稳定中求变的政治环境、渐趋繁荣的经济环境、开明活泼的学术环境相关；另一方面，也和主管的条件，譬如艺术工作者、学者、政治家、外交家、商家，是否能自觉地、不懈地来共同合作追求文化理想有关。

    对于艺术工作者，交流本身是人与人之间发展关系的事，是人际的事，不一定是国际的事。只因为以“国”为单位的机构比较有资源、有组织、有策略、有支持（香港除外），因此文化交流每每成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附属，影响并左右着文化交流的本质，艺术工作者因此处于被动的位置。当我们进入跨国世纪时，发展有跨过视野的、超越“国”这个层面的文化交流，是文化界极应关注和首要的工作。有视野的国家文化机构更应吸纳文化工作者的看法，重新调整它的宗旨和活动。有视野的艺术工作者，正好尽量发挥它拥有的辩证能力，主动地、活络地探讨并推广真正文化交流应有的功用。至于文化交流中跨国视野里跨越的疆界应该是哪一种“际”，是市际还是区际，是区际还是国际，是宗教“际”还是“代沟”际，都是可以探讨的命题。

                                                                  ——摘自 荣念曾 《创意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