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洪宇
一直以来,厦门鼓浪屿的旅游总处于不瘟不火的状态。
2003年的某一天,厦门盛传鼓浪屿准备收取“上岛费”。此票改方案在坊间一传,竟一石激起千层浪,将其背后蛰伏了许久的问题显现出来。它随票改而来,却不能随票改方案的确定而消失。虽然,这些问题是鼓浪屿票改带来的,但其反映的核心问题却是鼓浪屿的旅游价值如何界定和体现的问题。
这类问题,是当前中国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从这个角度说,“鼓浪屿票改现象”有一定的符号意义。
在我的记忆中,鼓浪屿是一个很难说得清楚的地方。她既是一个地道传统的居民区,却又有一些鲜明的旅游色彩。这些年来,由于从事旅游策划工作的原因,我得以经常游走厦门。而每一次来厦门,都会想方设法抽空去一趟鼓浪屿。
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鼓浪屿呢?
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海岛吗?是因为鼓浪屿有很多老别墅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钢琴之岛吗?是因为鼓浪屿有日光岩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大景区吗?是因为鼓浪屿是一个国家级旅游区吗?
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有点。
其实,鼓浪屿对于我最大的魅力并不来自于海岛本身,并不来自于别墅本身,也并不来自钢琴本身,更不来自于那著名的日光岩,而是那些透过所有这些物质载体的远去的人和事。
凡是读过《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朋友们,想必还记着有位在陈寅恪最艰难的日子里,帮助他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等重要著作的助手黄萱女士。陈寅恪说:“我之尚能补正旧稿,撰著新文,均由黄先生之助力。若非她帮助,我便为完全废人,一事无成矣。”
陈寅恪如此尊崇的这位黄萱女士,就是“中国第一别墅”的建造者、著名华侨黄奕住的四女儿。但就是这样一位杰出的女性,在鼓浪屿默默地居住了几十年而不被外人知,直至几年前去世。
如果在老人还没有过世前,如果政府适当地做一些引导和宣传,如果游客们知道有这样一位杰出女性还居住在岛上,我想,至少我是会专程去一趟鼓浪屿,来一次主题文化旅游。我完全可以想象,在海风徐徐吹拂下,在凤凰木浓密的树荫下,在老别墅挺拔的身影里,一张小木桌,几把小竹椅,关键是要有一壶清香的铁观音,静静地听黄萱老人讲述她的父亲“剃头住”的传奇人生,讲述“中国第一别墅”的幕后故事,讲述陈寅恪的岛上生活……。
每一位岛上的老人,都是一部海岛的历史。不同地域的历史,所代表的文化、人物、事件都是截然不同的。而鼓浪屿的历史,不仅和对面的厦门截然不同,而且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历史也不尽相同。
独特的人物,选择了独特的海岛,创造了独特的历史。而独特的历史,造就了独特的鼓浪屿。这一切,构成了鼓浪屿的独特,也构成了鼓浪屿最大的旅游卖点。
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样更能够真切地体会和感受鼓浪屿的?
从这个角度来讲,鼓浪屿是典型的文化旅游区。
至少,我是从文化的角度解读鼓浪屿的。
把鼓浪屿作为景区销售,是对鼓浪屿的侮辱。
首先,鼓浪屿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风景名胜区的概念。准确的说,鼓浪屿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特殊社区。
其次,鼓浪屿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厦门近代史、乃至中国东南沿海早期开埠的活化石。鼓浪屿绝对不是一个狭隘的地方性旅游区,它应该是国家的,社会的,人文的。
说到底,鼓浪屿并不适合匆匆而过的观光客。鼓浪屿整个岛屿的面积也就1.78平方公里,常住居民还有23000多人,观光旅游,导致了大众对鼓浪屿的认识就停留在一个人满为患、小的不能再小的日光岩上。如果从视觉的角度来看鼓浪屿,那么游客眼中一定是大海、沙滩、别墅、小巷等等,其中最有特点的就是那些老房子,老别墅,老教堂,老公馆,老学校,最大的特点就是老,就是与隔着500米宽的海峡的厦门市区的建筑截然不同,仿佛两个世界。
我想,游客们恐怕不会对“这些是什么”太感兴趣,而很有可能会对“为什么是这样”感兴趣。
鼓浪屿只喜欢悄悄住下来、静静品味的度假客,就好像品功夫茶一样,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慢慢把玩。鼓浪屿不是北方适合牛饮的花茶,而是地道闽南适合品味的功夫茶。
如何能让游客进入别墅内部,听现在的房主聊聊过去的历史,浓密的树荫下喝喝功夫茶,海风吹起的傍晚吃一吃闽南饭菜,吃饱了就去游泳了,躺在沙滩上数星星,盘算着明年的什么时候再来鼓浪屿。
错误的定位,导致了鼓浪屿不可避免的商业化和世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