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完老人们的故事我突然觉得，在这个社会上，“热心”有时是一种很高的素养，他需要一个人对事情的投入，更需要知识水平、见解和一份积极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是那永远热心的听众和读者谁就是一个热爱生活、永葆青春活力的人。】

             永远的热心听众和读者

在报社工作过的很多老人都有过在群工部工作的经历，群工部是专门处理读者来信和接读者电话的地方。我们单位的老同志回忆说，在报纸最辉煌的80年代，每天的群众来信都有几麻袋，说这话的时候她的脸上写满得意的笑容。

给报社写信给电台写信，谈读后感，表达对先进模范人物的热爱，或者是给报社的副刊积极踊跃地投稿，是很多人都干过的事情。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在电台里点一首歌送给我的老师，那时候，还没有手机这回事，我们迷恋和热爱的天津音乐台午间的音乐节目除了放送最新的流行歌，还会应听众的要求播放一些歌曲。那个节目成了我们中午的必修课，我不记得给那个节目写过几次信，最后的结局好像是一次也没有播过我点的歌曲。现在想一想能够回忆起来的就是自己认认真真的写好信，小心翼翼的贴上邮票然后带着一点幸福的期待，偷偷摸摸把信投到邮筒里的那种情景。

在mp3、手机、电脑缺失的岁月里，很多像我一样有着无法阻拦的青春冲动和梦想的中学生曾经是电台的热心听众。

但是，我们很快就变懒了。给电台或是报纸写信早就成了记忆中的事情，甚至用手机发发短信到电台点个歌都无心却做。

和我不一样，我的作家父亲一直是一位热心读者。他生于40年代，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们的身上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父亲曾经以“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名义给《读者》写过一封信，作为读者的订户，父亲看《读者》的文章十分认真，而且父亲的两篇散文也曾经十分有幸的被《读者》选中，因而父亲十分看重这个杂志。在那封信中，父亲就某期《读者》所选的一篇文章提出自己的看法，他很细致的列出一二三四，指出这篇文章在表述上的几处不妥之处，他在信中激动的说：“这种成色的文章，连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的法眼都不入，如何能够保持刊物的高质量和水准？”

父亲在发信之前，有些不好意思的拿给我看一眼，然后迅速的装到信封里说：“随便写着玩儿的，没属真名。”其实，我知道在父亲这“随便玩玩”的背后却是他的负责任和一颗爱心。

我的同班同学在《莫愁》杂志工作，我把父亲介绍给她认识并成了她的作者。同学后来荣升了杂志的主编，寄新办的刊物给父亲指正。父亲还真不客气，请区里一个有校对特长的人和他一起给朋友的那期杂志当起了义务校对，除了挑出几个错别字之后，父亲还指出了标题和文章中的几个硬伤，比如“吗”“嘛”“么”的用法混乱，还比如一个在编者按里只有9岁的小朋友，在自己来信的背后写着是五年级学生，难道9岁就上了五年级？父亲认为一定是编辑搞错了。父亲给我的大学同学写了一封信，连同他发现的问题一并报告给了她。我回家的时候，父亲把那本他仔细批阅后的刊物拿给我看了一眼，说希望能够对于同学的工作有一点点帮助。

父亲这样的人其实是真正的热心读者。我常常想，日后我回忆父亲的时候也许会时常想起父亲所做的这些事情，而一个杂志或者报纸其实应该珍惜的也是这样的读者。

在报社工作的我那天接到一封写给编辑部的信，并没有注明收信人。我把信打开来一读，发现是一个81岁高龄的老人写来的。主要的意思是他很喜欢看我们的报纸，前些天报上介绍了某家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崛起》丛书。根据我们的推荐他买来了这套书。丛书有很多图片，板式很漂亮，但遗憾的是文字也五颜六色的，让他这样的老年读者看起来十分困难，很费眼神，因而他对于这套书的装帧十分有意见，想通过我们向出版社反映一下。

读完这封用钢笔写的信之后，我的心深深的被这位叫做毕景舒的老人感动了，从信封上看出老人是《大众日报》的退休干部，让我更有一种亲切感。于是我赶紧跑到办公室打电话给老人，向他解释出版社如此装帧是处于什么考虑。我同时还告诉老人，我还可以买到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崛起》，到时候再寄给他阅读。几天后，我收到了老人寄来的一张贺卡，他向我的认真负责表示感谢，并邀请我方便的时候到济南做客。

后来，我托朋友找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国崛起》一书，兑现承诺，亲自寄给老人。老人见书后给我家里来了电话，不久后，我收到了他的个人文集《报人劳璧文选》一书，与此同时寄来的还有老人写的一份热情洋溢的信。

在这样的一来一往之间，我和老人已经从读者和编辑变成了朋友的关系，后来通过济南的朋友打听才知道，这位毕景舒老人正是张海迪女士的亲舅舅。但我在想，不管他是谁，拥有这样的读者都是我们的财富。

讲完老人们的故事我突然觉得，在这个社会上，“热心”有时是一种很高的素养，他需要一个人对事情的投入，更需要知识水平、见解和一份积极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谁是那永远热心的听众和读者谁就是一个热爱生活、永葆青春活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