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云南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邀请，到昆明参加了“中国西部农村发展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探索项目总结研讨会” 周六去周日就回来了，什么也没耽误，今天照常上班来了。想起自己在昆明当兵的岁月，北京-昆明，坐火车要三天四夜，觉得遥远得不行。那时候，曾多次许愿让父母到四季如春的昆明玩玩，但是当兵14年这个愿望居然没有实现，而且永远也不会再实现了。14年中我坐了惟一的一次飞机，就是转业前的1982年，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回北京，一张飞机票110元，女儿11元，虽然看着便宜，但要用掉我两个月的工资。时过境迁，现在往返一次昆明打折机票，来回2000多点，半个月工资用不了，三个小时就能到，易如反掌。因为昆明战友多朋友多，这次实在没时间相聚，所以没告诉任何人，两天时间来去匆匆，好像神不知鬼不觉。

    不过我认为变化更快的是人的意识和观念。会议最后，让我作小结，我是这样开头的：12年前，我到昆明来开一个扶贫大会，那时候，别说是社会性别意识，就是参加大会的150多人中女性都寥寥无几。当会议有人提出进行扶贫小额贷款应向妇女倾斜时，立即遭到众人质疑，有社科院的专家，有来自地方政府的官员，也有扶贫机构的代表，他们的意见是：云南少数民族居多，妇女文盲多素质低，有些人连汉话都不会说，让妇女操作小额贷款是不现实的等等。尽管在我们参会的几个“女权”的强烈呼吁下增加了一个“妇女发展与扶贫攻坚”分论坛，但也没从根本上扭转大男子主义的话语权。12年后的今天，同样在昆明的研讨会上，我惊喜地看到了变化，社会性别主流化不但跳出了妇女圈（妇联基本没有参与是喜是忧暂且不论），走进了社会圈，而且还直接影响到决策圈，直指政策层面。来自云南和贵州项目区男性政府官员说起社会性别主流化、敏感度、性别调查、性别统计都是头头是道。当然我也听得出有些理解还处于“囫囵吞枣”阶段，涉及到的领域，包括林业、畜牧业、供销合作社、整村推进等，也都有项目资源支持，但无论如何，改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信心，只要看准一个目标一直做下去，不抛弃不放弃，这个世界再顽固，它也会慢慢改变的。因为不管男人女人，人类最终向往的是一个更民主、更自由、更文明、更幸福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