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一眨眼的功夫，香港回归祖国就已经十周年了。最近各个媒体都在大张旗鼓地争相报道纪念活动。说心里话，不管作为大陆人还是媒体人，十年前我都没有参加过回归时的任何活动，和亿万人民一样，只是通过电视了解了回归的全过程。但是，作为农家女人，又有很多的不一样，从《农家女》杂志创办初期，我就有机会开始接触香港人，十多年下来我和“农家女”有了很多香港朋友，有的甚至成了无话不说的至交好友。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7月15日我要到香港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更重要的是要趁这个机会代表“农家女”的同事和农家女学校的学员、打工妹之家的打工妹们去看望一个生重病在家的香港姐妹——一个为“农家女事业”付出十多年爱心和情感的称职的志愿者。孩子们做好的千纸鹤和编织的红心已经放在我这里好久了，我要亲自把这些礼物带给她。

    尽管从1990年开始我就多次到过香港，或者开会或者访问，但对人们“购物天堂”之说我并没多少体会，在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日子里，一直萦绕我心头的一句话就是：我认识香港是从认识香港人开始的。

    1995年我应邀到墨西哥参加一个NGO会议，因为我不会外语，会议组织者安排了同去参加会议的香港“突破”机构的副总干事梁先生为我做翻译。那时候香港还没有回归，但是在那些老外面前，同是黑头发黄皮肤的我们自然就成了一家人。说实在的，现在要让回忆墨西哥会议的内容我是一点也记不清了，可是由于那次会议的相识，我和梁先生及“突破”的创始人蔡先生都成了朋友，以做青少年培训闻名香港的“突破”集团也成了“农家女”最好的合作伙伴之一。现在梁先生已经成了“突破”的总干事，蔡先生虽然已经有了双胞胎的孙子，可他还在不辞辛苦地为香港和大陆两地青少年的教育而奔忙。

    芳子应该是我认识的香港乐施会的第一人，个子不高，黑黑瘦瘦，背着一个和她的身材不相称的双肩包。她到报社来找我，我把她介绍给我的同事，一个同事幽默地说，一看就像个搞扶贫的。就是这个像搞扶贫的人，和我到了农村还是有些适应不了。我们设计了一个乡村女医生培训项目，我陪她到培训地考察，当地政府十分热情，一个副县长亲自陪同，晚上又宴请，又去唱卡拉OK，临走还送礼物（芳子拒收），这些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可芳子却无法接受，她皱着眉头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有一部分香港人害怕回归吗？他们最害怕的是自己的利益被侵占，因为这些宴请和送礼用的是纳税人的钱。在我的执着努力下，项目还是如期开展了，但是芳子的话却深深印在我的心里。

    再就是上面提到的那个生重病的朋友婉玲了，一个把“爱”表现得淋漓尽致的人。她的爱好像有生俱来，不管对什么人，她都怀着一颗慈爱之心，她希望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能用爱来化解，她不愿意看到任何人不愉快，所以她经常充当粘合剂、调解员，即使看到问题出在你身上，她也不会说一句谴责的话。有一段时间，由于工作压力太大，理想和现实的不统一使我精神处于焦灼状态，可我浑然不觉。一次我邀她一起到农村督察项目，一路上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她耐心倾听，并顺着我的思路回应着。第二天，她告诉我，她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被一片水包围着，那水面晶莹剔透，周围的环境美不胜收。她给我分析了这个梦，她说我身上的火气太大，总在燃烧，长期下去会烧坏自己，所以需要水来滋润一下心田，她由衷地建议我应该到一个如她梦中所看见到的地方去静养一下，这样对我对机构都有好处。我不知道这个梦是真是假，但是我理解了她的良苦用心。直到现在，每当我遇事不冷静的时候，都会自然联想到婉玲那个美丽的梦。如今，她躺在香港的医院里，我在北京为她祈祷，祝她平平安安早日康复。

    当然，香港的朋友还有很多，在这里不能一一叙述。最后想说两个人，在全球千名妇女争评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中，刘健芝、陈顺馨两位博士为了把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推向国际舞台，她们做了艰苦卓越的工作，如今，《多彩的和平——108名妇女的故事》一书已出版发行，我和我们杂志推荐的四位农家女的故事被收入其中。当看到这本装帧精美的图书的时候，我在想，健芝、顺馨两位女博士为中国姐妹所做得一切是不是也应该有人记录有人书写呢？

    在庆祝香港回归十年的日子里，仅以此文表达我的心情，并向所有香港朋友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将刊在《农家女》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