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没有安全评价，没有风险对策，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方法应对。在天津港爆炸中，这一原始应对方法就是派消防人员往大火中猛冲，结果是冲出了一批火没扑灭、生命却已熄灭的英雄。这样一种“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是可耻的时代！

何龙

如果说安全风险是一个陷阱密布的原始森林，那安全评价就是这个原始森林里的路标和警示。然而这样的路标和警示在许多时候并没有出现在危险地带的前面，以致在危险猝然撞脸甚至已然埋身时，人们才想到“安评”的隐身。

安全评价也称为风险评价或危险评价，它是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工程、系统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与分析，判断工程、系统发生事故和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从而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昨天在媒体上流传的文章《中国安评：造假泛滥，掩耳盗铃》，就直指中国安评的缺位与乱象。

文章说，人们对“环境影响评价”耳熟能详，但在天津港爆炸事故发生之前，“安全评价”却鲜有人知。其实中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入了安全评价，到了2002年11月，《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

但由于准入门槛的存在，我国安评机构数量不多，规模上也小得可怜，却要应付大量的安评。2006年，天津市只有13家安全评价机构，却要完成1542件各类评价报告，报告质量下降在所难免。中国安评质量差，造假泛滥，2006年，长沙安监局审查55份安评报告，发现47份与事实不符；2010年，国家安监总局抽查84家安评机构，问题机构多达39家。

如果有科学的安全评价和防险预案，那么在天津港这次爆炸事故中，相关人员就会知道消防官兵该不该贸然进入火场、能不能用水灭火、应该用什么方式灭火，知道事故之后的空气和水源对市民将会有多少的危害，而不至于爆炸事故已发生7天，却出现媒体所归纳的那样，仍有七大疑问悬而未解。

李波是一个学化工的作者，他在一篇被阅读超过百万的文章里说,不同的危险化学品的，处理起来的原则决定不同。比如说，同是易燃易爆物品，电石这种东西遇水就炸，水浇得越多炸得越快，而硝酸钾如果引起火灾，可以拿大量的水扑灭。

假如把时间前移，人们事先还应该知道，易燃易爆有毒的化工品仓库应该建在什么地方，与民居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者民居应该与它保持多远的距离。对这一问题，李波说：“危险品仓库要离居民区包括工厂足够远，真的出事到不能控制的时候，只要隔得够远，大家跑了就是，不死人，不造成次生灾害，一仓库东西烧光炸掉也没几个钱。”

但这些对化工仓库经营者、城市管理者和消防人员都应该知道的科学知识，从事故的处理方式中可见，他们几乎都不知道。在许多事故中，我们都能看到当事者在处理事故时手足无措，在面对采访时不得要领，在善后工作时左支右绌。这都明显表现出当事者没有危机预案，没有防灾预演。而预案与预演，都需要起码的安评文本作为依据。

没有安全评价，没有风险对策，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方法应对。在天津港爆炸中，这一原始应对方法就是派消防人员往大火中猛冲，结果是冲出了一批火没扑灭、生命却已熄灭的英雄。这样一种“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悲哀的时代，是可耻的时代！

因为安评缺席，当垃圾焚烧场、核电站、化工厂等敏感项目受到反对时，相关方面就拿不出精确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数据来说服反对者，只能任由公理婆理式的争论。

因为混乱和造假，使安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受到严重削弱，在兴建敏感项目遭到反对时，即便能拿出安评结果，也缺乏说服力。

科学发展的口号已经呼喊多年，但一到具体实践中，许多人还习惯于沿袭老掉牙的那一套。今年3月23日，当时的国务院安委办主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栋梁就主导召开了6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县委书记集体谈心对话活动。他们怎样“谈心”？取得什么效果？昨天，正在查天津事故责任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自己先被查了，他已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天津事故已用爆炸声做了回答。

人们曾戏称那些事前无准备无预案、事后却头头是道的人为“事后诸葛亮，事前猪一样”。实际上，能“事后诸葛亮”，还说明脑袋有几分清醒；而连事后还像猪一样，那就是彻底地“醉”了。

尽管安评并不能保证不出事，但起码能够保证不会“事后猪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