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寨亦楼“日新楼”——华安上坪“万历三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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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寨亦楼“日新楼”
——华安上坪“万历三楼”(上)
黄绍坚
位于漳州市华安县西南山区的上坪,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名,而是一个自然地名。从谷歌卫星地图上看,上坪只是一处并不起眼的山间平地,静卧在横跨闽粤两省的博平岭山脉余脉深处。此地南距漳州市区50公里,北距华安县城61公里,东距其所属的华安县沙建镇也有14公里山路。这里有三个行政村:华安县沙建镇岱山村、宝山村和庭安村。如今,三个村已然阡陌交通,鸡犬之声相闻,浑成一体,难分彼此。
在这三个通行闽南话的村子里,至今保存着三座建成于明代万历年间的土楼,俗称“万历三楼”:庭安村有座亦寨亦楼的方土楼(土寨)“日新楼”,岱山村有座现存最早明确纪年的圆土楼“齐云楼”,宝山村有座现存唯一外墙全用石条砌就的圆土楼“昇平楼”。
说起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福建土楼,许多人都误以为是客家人的专利。其实不然。闽南人所建土楼,比客家土楼年代更早,数量更多,形式更丰富,且在门匾上多刻有明确的建筑时间。以日新楼为例,其门匾上镌刻:“日新楼,万历癸卯岁,仲春,邹氏题”。
明代万历癸卯岁,时值公元1603年,一段血雨腥风岁月后的短暂喘息时光。读《明世宗实录》和《福建省志·大事记》,每每感叹于闽省当年升斗小民生存之难。从明嘉靖二年(1523年)起,到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止,前后长达四十余年时间里,山贼、海盗、佛朗机夷寇(葡萄牙人)、倭寇,摩肩接踵而至。省城福州四次被围[1],宁德县城四陷敌手[2],福宁州城(今霞浦)两遭围攻[3],福清县城惨遭屠城[4],福州近郊南台、洪塘几被夷为平地[5],就连镇海卫(今龙海镇海)、永宁卫(今石狮永宁)、平海卫(今莆田秀屿)这些坚固的军事堡垒,也纷纷陷落[6],甚至兴化府城(今莆田)也沦陷了[7],“军民死亡3万多人,此系当时东南沿海惟一被倭寇攻陷的府城,八闽为之震动”[8]。
仅就漳州地区而言,1523年,广东海盗方甘“转入漳、泉,势甚猖獗”[9];1547年11月,“佛朗机国夷人(葡萄牙人)入掠福建漳州”[10];同月,“(泉州安溪)覆鼎山贼四百余人……出劫同安、漳平、诏安等县”[11];1549 年,“佛朗机国人行劫至漳州界”[12];1556 年,“倭寇自漳浦登陆……同年,月港、诏安等地亦遭倭寇袭扰”[13];1558年5月,倭寇突袭漳州月港,“(龙海)九都(今豆巷一带)庐舍被焚殆尽”[14];1559年2月,“广东倭流突福建诏安,官兵御之;贼引众犯漳浦”[15];1560年5月,“福建山贼倭夷并起,攻掠平和、诏安等县”[16];这一年,“广东张琏引倭寇千余自大埔攻平和,继而陷云霄,劫掠龙岩、南靖、诏安等地。屯浯屿的倭寇在漳州海贼林三显、谢万贵的引导下,窜入海沧、月港、镇海、屿仔尾等地”[17];1561年正月,“(漳州)月港二十四將反……官莫能禁”[18];9月,“福建山贼袭破镇海卫城(今龙海镇海)”[19];“倭寇继续袭掠闽境……闽南的漳浦、诏安、长泰等处亦遭袭掠”[20];1562年11月,倭寇“攻陷玄钟所(今诏安梅岭)”[21];直到1564年2月,“戚家军先后在同安王仓坪、漳浦蔡坡岭追歼从仙游南逃的倭寇,灭贼数千人,倭寇残余从诏安出逃广东,自此,长达15 年的福建倭患基本平息”[22]。
对于明代嘉靖年间福建那段惨烈的历史,《明世宗实录》概括为“福(福宁州,今宁德地区)、兴(莆田)、漳、泉诸处,无地非倭矣”[23]。明代漳州海澄人李英也说:“福建罹毒最甚,十年之内,破卫者一,破所者二,破府者一,破县者六,破城堡者不下二十余处。屠城则百里无烟,焚舍而穷年烽火。人号鬼哭,星月无光,草野呻吟”[24]。《福建省志》则归纳为:“福建从嘉靖三十四年起,严重倭患达七八年之久,先后被攻陷的有府城县城十二座,卫城所城九座,沿海主要城镇大多遭到围攻,军民被杀被掳十余万人,房舍被焚数万间,财物被掠无数,使原来繁华的沿海地区为之残破萧条”[25]。
不幸生逢乱世,朝廷官府均自顾不暇,升斗小民惟剩自求多福。连天烽火里,闽人的聪明才智被激发出来,他们开始学习原来用于军事防御的城、堡、寨、垒的做法,举全族之力,将自己的家一步步建成军事堡垒。这不是哪位天才灵光闪现的发明,而是升斗小民被逼无奈之后的殊途同归。清代康熙《漳浦县志》说,1558年,倭寇袭扰漳浦,今属云霄县的莆美镇建起两座土石混合型土堡——蒲尾土堡和前涂土堡[26]。清代康熙《安溪县志》说,1561年,倭寇袭扰安溪,今安溪福田人黄大任“倡造寨堡,教民练武……众赖以安”[27]。明代王应山《闽都记》中也说,嘉靖末年,倭夷为患,今霞浦北壁人董世道开始捐资倡筑土堡[28]。更神奇的,是今安溪官桥镇赤岭人林昌。据康熙《安溪县志》所载:“林昌,不习书史,而肮脏有机智。所居地,旧多患寇。寇至,则举族逃窜山谷中。昌出资财,筑楼十仞,基墙高厚,中列正楼,外楼四绕,仓囷、井臼、爨甑、床凳之属皆具”[29]。这和现存的方形土楼形制几乎一样嘛!
乱世中,升斗小民结寨保命的成功做法,很快得到推广。清代乾隆《海澄县志》说,1556年,倭寇突袭漳州月港等地,“屠掠甚惨,巡抚都御史阮鹗谕居民筑土堡为防御计”[30]。明代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云霄人林偕春[31],也根据1558年云霄蒲尾土围成功抵抗倭寇袭击的经验[32],在其《兵防总论》中明确提出:“坚忍不拔之计在筑土堡,在练乡兵”。他认为,坚固的县城和军事寨堡作用有限,要保护广大百姓,“则不如在乡各自堡之为安也”。他并提出具体设计方案:“凡数十家聚为一堡,砦垒相望,雉堞相连。每一警报,辄铎喧闻,刁斗不绝。贼虽拥数万众,屡过其地,竟不敢仰一堡而攻,则土堡足恃之明验也”[33]。
民间成功经验加上官方推广,明代嘉靖年间以后,漳州地区民间土堡土寨土围土楼日渐增多。据明代万历年间修撰的《漳州府志》说:“漳州土堡,旧时尚少,惟巡检司及人烟凑集去处,设有土城。嘉靖四十等年 (1561 年) 以来,寇贼生发,民间围筑土围土楼日众,沿海地方甚多”。该文并做了统计:“龙溪县土城二,土楼十八,土围六,土寨一;漳浦县巡检司土城五,土堡十五;诏安县巡检司土城三,土堡二;海澄县巡检司土城三,土堡九,土楼三”[34]。
今日庭安村中残存的日新楼,显然正是明代中叶漳州地区这一拨土堡土寨土围土楼兴建热潮的产品之一。在日新楼遗址西北角,有一处练武场,供楼内青壮年习武,亦可佐证日新楼结寨自保的建设初衷。
据日新楼的管理者邹跃木老先生说,日新楼中原住民邹氏,是宋代福建泰宁县状元邹应龙的后代,明太祖洪武九年(1376年)迁到华安上坪,即开始着手修建日新楼,到1603年方完工,前后历时二百多年。不过,真正展开大规模营建,我觉得应该是在明代万历年间。日新楼遗址中,尚立有一块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二月撰写的《庭安日新楼内大宗追来堂序》碑,其中提到“万历间,裔孙知郑、濮二州事,孟都始建宗祠,修为祀事焉”[35],正好解释了建楼所需庞大资金的来源。
无论如何,到明代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这座占地8.8亩、二街三排、每排约有23间平房的日新楼,便屹立在上坪这块土地上。邹老先生说,最多时,楼里住有50多户、400多口人[36]。
400多年的时光,倏然远逝,唯剩这座充满建筑创意、亦寨亦楼的日新楼遗址,任人赞叹、议论或凭吊。说它亦寨亦楼,是因为一方面它雄踞上坪最高处的小山顶,作为基础的石墙高7米,墙厚1.6米[37],石墙上加筑夯土墙,寨内大多数房屋独立而建,正是传统堡寨的典型筑法;而另一方面,日新楼里朝东一排(最外排)的房屋,又将木柱加诸土墙上,以土墙承重,则又像后来土楼的筑法。
在地处偏僻的华安上坪,能看到日新楼这种从土寨、土堡向土楼转换的典型建筑,堪称人生幸事。
夕阳西下时,日新楼静伫在金色的夕辉中,默然无语。残垣断壁的剪影,仿如圆明园的大水法般,俨然刻写着历史的沧桑。(2011年6月8日星期三17时36分改定;2011年6月10日星期五14时34分再改)
(真诚感谢华安县庭安村日新楼管理者邹跃木老先生的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