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往事

[美]毕腓力著、何丙仲译：《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何丙仲辑译：《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

黄荣才：《我的乡贤林语堂》。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版

1824年，29岁的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出版了成名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一书。在该书前言中，兰克提出一项重要的史学主张，即“客观主义史学”，并写下这段后来被广为转引的名言：“历史指定给本书的任务是：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显然，在兰克眼中，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真实情况”（史实），远比“评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史观）更重要。因此，兰克非常重视“客观史料”的价值。张广智教授总结说：“（兰克）第一次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指出最好的证据来自最接近事件的人，当事人的记录比历史学家的记载更有价值。”（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232页）

100多年后，民国学者傅斯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时，更是将这一观点明确发挥为：“史学便是史料学……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3页）

事实上，对“史学便是史料学”这观点，我只能赞同一半。受后现代主义史学观影响，在我看来，兰克也罢，傅斯年也罢，当史学家们面对纷繁复杂、言人人殊、莫衷一是的史料时，史学家个人对史料的判断和取舍，不免会受到他（她）的哲学观、历史观的影响。因之，“客观的史学”并不存在。

但是，“客观的史料”是存在的，这是我赞同的另一半。多占有史料，多发掘史料，是称职的史学家的义务。

我早就说过：没有新理论、没有新观点、没有新史料，你就别写什么研究历史的文章了。炒炒冷饭、旧闻新刊、老调重弹以及诸如此类，谁不会啊？

基于上述理由，在诸多研究厦门地方史的专家中，我对何丙仲先生尊敬有加。我坦率地说，对厦门地方史研究，丙仲先生未必能提出多么精彩的史学理论或史学观点（其他专家也一样），但丙仲先生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却为厦门地方史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基础。我指的是丙仲先生费时费力、筚路蓝缕编撰而成的《厦门摩崖石刻》、《厦门碑志汇编》和即将出版的《厦门墓志铭》这三本书，以及本周我推荐的丙仲先生辑译的《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和《厦门纵横——一个中国首批开埠城市的史事》这两本书。

《厦门纵横》这本书，是美国归正教会传教士毕腓力（Philip Wilson Pitcher）于1910年写于鼓浪屿的一本关于厦门历史、地理、风俗、语言等方面介绍的社会学书籍。社会学书籍因其包含许多地方性用语，举世公认其难译，但丙仲先生在该书的《厦门方言》一章里，竟能译出 Phóng （原注：捧，双手捧着——笔者案：应是恭敬地双手平端着东西在胸前）、Phâng （原注：捧，一只手端着——笔者案：应是随意地双手低捧着东西在胸下）、Phō（抱：用手抱）、Kng（扛：用扛抬）、Ni（拈：用两个手指拿）等等细微的动词，真佩服丙仲先生。

《近代西人眼中的鼓浪屿》一书亦同。丙仲先生外语好，用功也勤，按他自己在《后记》中的说法：“退休前后……收集到二三十种有关厦门的英文书刊……选择其中11部（篇），或全译或摘译，缉成本书。”我最看重其中美国人A·C·马休斯所著《郁约翰医生的生平业绩述略》一文，但愿它能澄清《厦门文史资料》中对美国教会医生郁约翰所泼的污水。

黄荣才的《我的乡贤林语堂》一书，着眼点也类似。黄荣才是漳州市平和县林语堂纪念馆馆长，天生占有史料优势。遍读林语堂的有关史料之后，细腻而敏感的黄荣才，从小处入手，谈平和坂仔、九龙江西溪、平和蜜柚、闽南话等等与林语堂的关系，谈林语堂与母亲、与二姐、与鲁迅、与赛珍珠的关系……最重要的是，通过实地走访，黄荣才提出：“林语堂的初恋情人不是赖柏英，而是她的姐姐赖桂英”（《究竟谁是林语堂的初恋情人》）。谁爱谁、谁不爱谁当然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林语堂在《八十自叙》里，居然直接将赖柏英写成初恋情人。这是林语堂有意的掩饰？抑或他老糊涂了？甚或是黄荣才误读了？

有趣。

福建往事，真的很有趣。（2011年3月24日星期四2时0分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