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啊“计生”

——2010年3月12日- 3月18日排行榜评论

黄绍坚

（莫言：《蛙》。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12月版）

中国现当代作家在创作小说时，从鲁迅先生开始至今，许多人都喜欢围着自己的故乡转。我想，原因之一，与中华土地辽阔、历史悠久、各地间景物、风土、民族、语言、习惯等差异极大有关。对于强调细节的小说创作而言，回到故乡，意味着在小说细节的把握上更从容，小说语言也更容易出彩。当然，另一个原因是，类似于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之类“百科全书式作家”，在中国始终难得一见。唯一的例外是张承志，他在《北方的河》、《黑骏马》、《心灵史》中展现出的那种文化上的大气，依我看，目前国内无人能及。

话说回来，虽说作家写故乡是常态，不过，像莫言那样，把一个小小的村庄（高密东北乡）写得风生水起的作家，也很少见（另两位是写《一个人的村庄》的刘亮程、和写《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曹乃谦）。从《红高粱》、《高粱酒》开始，到《檀香刑》、《生死疲劳》，一直到莫言2009年底推出的新作《蛙》，莫言的故事一直贴着高密东北乡的地面展开，也让读者见识了高密东北乡里一位位性格迥异的奇人，用《蛙》中新县长杨雄的话说：“高密东北乡乃藏龙卧龙之地”。

这回的《蛙》里，讲述了一位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来在农村坚决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乡村妇产科大夫“我姑姑”的故事。从文学的角度上说，莫言很聪明，选择了一个几乎无人敢碰的领域进行创作，让这部小说在创作题材上占得一个填补空白的先机。当然，还有作家的良知，让莫言在《蛙》里一方面道出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的无情：“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另一方面，也借“我姑姑”之口，道出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执行者的无奈：“我们愿意野蛮吗？在你们部队，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城市里，用不着这样野蛮；在外国，更用不着野蛮——那些洋女人们，只想自己玩耍享受，国家鼓励着奖赏着都不生——可我们是中国的农村，面对着的是农民，苦口婆心讲道理，讲政策，鞋底跑穿了，嘴唇磨薄了，哪个听你的？你说怎么办？人口不控制不行，国家的命令不执行不行，上级的指标不完成不行，你说我们怎么办？……姑姑点上一支烟，狠狠地抽着，烟雾笼罩着她悲苦的脸。”

人口压力过大的现实国情和民间“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冲突，“我姑姑”身上烈士后代“忠诚于党”的天性和“准姑父”叛逃台湾后竭力想在工作中洗清自己的无奈，加上“我姑父”那双捏泥娃娃的巧手，本来，这个故事可以讲得更令人百感交集、悲欣莫名。遗憾的是，莫言太急于“讲故事”了，以至于《蛙》中几乎所有的人物，不论是执行者“我姑姑”，抑或受难者“我媳妇”王仁美、村妇王胆、代人怀孕的陈眉等等角色，都呈现出一种扁平的生活状态——他们的生活，仿佛只与“计生”有关。这实在是败笔。

或许有人会夸，《蛙》这部小说，故事紧凑。但在我看来，这种紧凑，让整部小说读起来更像是一个故事梗概，而作家精心构设的四封信加一个戏剧的叙事框架，反而显得多余。莫言的肚子里有太多的故事，这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灾难，这让他的小说里，经常是“故事催着莫言跑”，而不是“莫言在讲故事”——不敢、不会使用“闲笔”的作家，不是好作家，本来是常识。

所以，我喜欢《蛙》里这种难得一见的、从容不迫的梦的段落：“我们跟着（送子娘娘）那鲜红的脚后跟，来到了一片沼泽地的边缘。风从沼泽深处送来淤泥与腐草的气味，脚下是一簇簇莎草，远处是一片片芦苇和菖蒲，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奇花异草。从沼泽地深处，传来了儿童的吵嚷欢笑声，那只能看到下半截身体的女人用她富有磁性的声音对着沼泽地喊叫：大怪小怪，金袍玉带；有恩报恩，欠债讨债。——她一声未了，就看见一大群只穿着红肚兜的光屁股娃娃，有的扎着一根冲天小独辫，有的剃着小光头，有的留着那种三片瓦式样的娃娃头，齐声欢叫着，从沼泽中奔驰而来……”

这些梦中出现的可爱的小娃娃，从来不曾真正到过世间。（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7时55分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