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疑《归去来兮辞》

都说陶渊明的诗文平淡自然，清远潇洒，因其真恶官场真爱田园，为情造文而非为文造情，因而诗文“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对于《归去来兮辞》，古今学者不吝辞藻，推崇有加。明代归有光说：“论古今人物风流，惟两晋为盛，故发之文章，神思自然飘逸。如陶元亮《归去来辞》，观其词义，潇洒夷旷，无一点风尘俗态。两晋文章，此其杰然者。”清代吴楚材评：“公罢彭泽令，归赋此辞，高风逸调，晋宋罕有其比。盖无一累，万象俱空，田园足乐，真有实地受用处，非深于道者不能。”

东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陶渊明从29岁起开始出仕，任官十三年，一直厌恶官场，向往田园。他在义熙元年41岁时，最后一次出仕，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即辞官回家。以后再也没有出来做官。据《宋书·陶潜传》和萧统《陶渊明传》云，陶渊明归隐是出于对腐朽现实的不满。当时郡里一位督邮来彭泽巡视，官员要他束带迎接以示敬意。他气愤地说：“我不愿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挂冠去职，并赋《归去来兮辞》，以明心志。

陶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县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陶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

至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陶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陶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陶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了归隐。

单看“辞”文，从迷途知返，到欣然回归，从流连庭院，到漫步田园，从反思过往，到享受当下、乐天安命，有叙述，有描写，有议论，有抒情，可谓风调雨顺，水到渠成，但兼顾其“序”，察其为文之背景之缘起，就会疑云渐生，迷雾渐合：

陶渊明的家境、身份究竟如何？

“序”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属寅吃卯粮、青黄不接一类；具体言之，“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子女成群，嗷嗷待哺，一家子吃了上顿不知下顿；而作为担家之主，又“生生所资，未见其术”，找不到营生的办法：这样的境况，在农耕文明时代，也是标本式的下层农民了，其自况之文《五柳先生传》中所记“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可为明证。但“辞”中陈述的，与此大相径庭：“僮仆欢迎，稚子候门”。家有“僮仆”，配置不低；“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家里殷实与否且不说，也不至于没有隔夜粮；“引壶觞”、“眄庭柯”、“倚南窗”、“抚孤松”诸行为举止，虽可视为渲染夸饰心中愉悦之需，但应该是士绅、乡绅的派头，目不识丁的农人，即便有这份家况，也断无这般风范；往下“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坐着车去莳田，坐着船去锄禾，没有矫情，也有做派了；至于农闲之时，“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其格调、其境界，也未免有点太免俗脱俗了。倘若再往深处想，陶氏为官仅八十余日，一转念就脱贫致富，不也太过贪腐了吗？

虽然知道陶渊明不是标本式的中国农民，那时代地道的农民是没有时间没有机会读书的，也识不了几个字，天晴挥汗如雨，天雨披蓑戴笠，一年到头夙兴夜寐，面黄肌瘦，一句话，农民就有农民的样、农民的范，而陶渊明明明一饱读诗书的士族，混迹于田间乡野，又放不下他的斯文，四处寻他的“真意”，如此“装死“”哭穷”，着实会让朴陋如农民的学生读得云遮雾罩、云雾缭绕。

陶渊明脱离官场真有那么决绝而痛快？

陶诗《归园田居》把官场比成“尘网”、“樊笼”，把涉足官场的自己喻为“羁鸟”、“池鱼”；《归去来兮辞》里，说为官是“心为形役”、“实迷途”，“序”里，说为官是“违己”。综合这几处信息，确实可以窥探出陶渊明为官时的心迹：不自然，不本真，受约束，不自由，可能还有“案牍劳形”，如坐针毡，度日如年，于是“眷然有归欤之情”，也算顺理成章。

再看看“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陶渊明为彭泽令时，“素简贵，不私上官”，工作作风好，个人自律严。有一次，郡里派遣一督邮到县里考察工作，下官提醒他应“束带见之”。但陶渊明不高兴了，他长叹一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耶！”随即“解印去县”。

按说，上级领导来了，严肃点、庄重点、隆重点，常理常态，古今皆然，可陶渊明的反应为何如此强烈呢？单说“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单说“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似乎立不住脚，至少有点苍白乏力，因为他此前的自述里，有这样的话：“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自己已有为官求职的想法，只是苦于没有门路，而且，当时“诸侯以惠爱为德”，各地长官爱才惜才，兼“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可见，陶渊明的入仕为官，是一场心灵的选择，是瞻了前顾了后的，是相对理性的，而且，陶渊明此时年届不惑，见了世面谙了世事，他这么火急火燎地要抽身离去，真有点匪夷所思。纵览全“序”，这官得来不易，怎么说不要就不要了呢？

扯开点讲，陶渊明的选择回归园田，是不是有些幼稚心性使然的嫌疑？借用《莫逃菊之下》一文的说法，“例如苏东坡，一生的坎坷又哪里比陶渊明少？命运的艰辛只能磨灭掉幻想与奢望，如若社会理想的主体被消磨殆尽却不能全部推责于境遇的不公。‘当仕则仕，不以为嫌；当隐则隐，不以为高。’苏轼敬重陶潜，但却选择了一条不同的道路。虽无‘周公吐哺’的野心，指点山河的功绩，但他至少有西湖畔的苏堤，有黄州百姓的传名。一块宝玉被当作零件在僵硬的政治机器上拆来拆去，虽则可惜，但并不曾因此有过半点玷污！” 用余秋雨的一句话来评价，也许最为恰切：“个人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致了整体上的不道德。”这顶帽子戴到陶渊明的头上，是不是有点大而沉？

“序”与“辞”在时令上不合。

“序”称《归去来兮辞》作于十一月，当属仲冬，如果没有时空上的大间隔，那么，仲冬往后是季冬，张目四眺，该是“惟余莽莽”、“顿失滔滔”，那么，“辞”中“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象从何而来？“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又从何说起？

这里，不得不重新审视“辞”的谋篇了。白居易的《琵琶行》，其“行”其“序”，可是匹配得无隙无缝的。王若虚先生也曾质疑本文：“前想象，后直叙，不相侔。”钱钟书先生经过研究，认为本文自“舟遥遥以轻飏”至“亦崎岖而经丘”，“叙启程至初至抵家以后诸况，心先历历想而如身正一一经”，其谋篇机杼与《诗经·东山》写征人尚未抵家，而想象家中情状相类；而柳永的《雨霖铃》，不也怅望别后之凄凉吗？

如此，眼前豁亮，问题迎刃而解：陶渊明此文当写于将归之际，人未归而心已先行，其想象归程之中及归后种种情状，正好彰显归意之坚归心之切。陶渊明不缺乏想象力，他的《桃花源记》，就凭借丰富的想象，创设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而成为“乌托邦”的始祖。而这种浪漫主义的想象，也正是《归去来兮辞》创意谋篇的魅力所在。

《归去来兮辞》是一篇脱离仕途回归田园的豪迈宣言，陶渊明以诗心慧眼来透视生活，用生花妙笔来点化景物，通过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的再现和云淡风清、明净如洗的自然景物的描写，展示了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浪漫情怀，也反映出诗人厌恶官场、远离世俗的孤傲之态。人们谈论《归去来兮辞》习惯于称道陶渊明的田园之乐和隐逸之欢，而忽视了潜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悲凉。

研读文本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在诗人抒写欢快喜乐的同时，总是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容易引发人们联想到他的酸心隐痛的词句，揣摩、品味这些词句的深层内涵，我觉得，《归去来兮辞》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篇吐露隐痛，舒展苦闷的心灵悲歌。

心为形役之悲。文章第一段交待诗人归隐的原因和决心。陶渊明是晋安帝义熙元年归隐的。关于归隐的原因，《宋书•陶潜传》说是“郡遣督邮至县，吏自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这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自己说的，则与此略有不同。他在《归去来兮辞》小序中说是“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 缸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在亲友劝告下，“脱然有怀”，入于仕途，求得彭泽县令一职。

但未过多久，便“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但他仍打算做一年官再“敛裳宵逝”。恰恰这时，他的一位妹妹去世，他也就“自免去职”，写了这篇《归去来兮辞》。

不管是他传还是自序，都不难看出，陶渊明归隐田园的真正原因是“心为形役”，即心志被形体役使，做了许多违心悖情而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想做的却不能做，不想做的却又不能不做。结合《宋书》和小序来分析，“心为形役”含义有二：一是诗人为口腹之计，羁身宦海，折腰事人，寄人篱下，仰人鼻息，遭遇了冷眼和歧视，深感屈辱和厌倦。二是诗人质性自然，与俗相违，矫厉不得，不容于世。逆情悖性，违心违己，在诗人看来是玷污心性，扭曲灵魂，因而深感惭愧，惆怅悲伤。一旦醒悟，便觉得“往者不可谏”而“来者犹可追”；觉得“迷途未远”，“今是而昨非”，因而决计弃官归田。

这中间固然有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庆幸，更有陷身官场、铸成大错的沉痛。大梦初醒、了然彻悟的“归田”宣言中更有痛彻心肺、追悔莫及的自责自悔。

居家涉园之痛。文章第二段直写自己想象中的归途情景和归隐后闲适自在的家园生活，这中间，有“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的焦急迫切，也有终于冲破“尘网”、挣脱“樊篱”的欢欣鼓舞；有久别重逢、安享天伦的欢畅喜悦，也有闲庭信步、触目成趣的宁静安逸；有饮酒寄傲、与世隔绝的孤高自许，也有策杖流憩、矫首遐观的自然情趣。

总之，一句话，宁静淡泊的日常生活，温馨朴实的家乡亲情和清新素雅的自然景观令诗人留连忘返，沉醉不醒。我们品读文章，也会感同身受，灵犀相通。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自然段中也出现了一些刺人眼目、动人心魄的词句，逼人沉思，耐人寻味。“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写蓝天白云，高蹈尘外，任意东西，天马行空，无拘无束。“无心”喻指白云飘浮不定，了无心机，自自然然，顺顺当当。写山林飞鸟，朝出暮归，远近觅食，行于当行，止于所止。“厌倦”暗示飞鸟奔波劳碌，归林投巢，安于静谧，自得其乐。

无论是白云还是归鸟，它们都自由自在，无忧无虑，逍遥闲适，生意盎然，这实际上反衬出诗人沦落尘网，陷身官场，与世沉浮，受人羁绊的不自由不自在，这份扭曲心灵，压抑性情，失去自由而又无可奈何的痛苦是深刻的，也是沉重的，只是不易觉察罢了。

诗人在另一首诗《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中写道：“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也表达了相同的感受。“景蘙蘙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写夕阳晚照，光景暗淡，渲染悲凉情怀；写苍松兀立，孤独无靠，更隐喻诗人孤高傲世、形景相吊的落寞和悲怆。

一个人孤独到像李白看山一样，“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其内心的寂寞、痛楚是可想而知的，真可谓“知音世所稀，抚松独徘徊”啊！“引壶觞以自酌”流露出诗人自酌自斟，无以为伴的孤独和苦闷。“倚南窗以寄傲”颇有几分出尘傲世，孤愤不平之意。“门虽设而常关”更是直截了当地揭示出诗人与世隔绝，独立自足的清高和冷寂。这些文句，貌似逍遥闲谈，实则忧愤满怀，我们读到了陶渊明隐隐作痛的心。

交往出游之忧。文章第三段描写陶渊明的田园之乐。纵读诗文，我们不难体会诗人身体力行、躬耕陇亩的舒心惬意，游山玩水、搜奇览胜的幽雅闲适和琴书相伴、情话相谈的融洽欢快，不过，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这些文字全是“欢乐其表，忧痛其里”的曲折暗示。先说诗人的交往对象。亲戚农人，诗人可以和他们“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谈天说地，家长里短，有远离官场的淡泊，有共享亲情的温馨，可是，诗人心性高洁，与世相违，风流雅致、高标独步，这远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市井小民所能理解、所能认同的，和乐欢悦的交谈之中饱含世无知音的隐忧。

文中“乐琴书以消忧”无疑又暗示了一点，只有诗书琴韵才可以寓情传志，消悉解忧，而一般的“亲戚”、“农人”则只可形交，不可神往。再说诗人的出游方式。“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径丘。”孤舟独往，自娱自乐，有时探寻幽深曲折的沟壑，有时翻越崎岖不平的山丘，瑰怪之观，人迹罕至，诗人情有独钟，乐而忘返，这又何尝不是景示诗人隐而不发、深藏不露的遗世情怀呢？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诗人就是一位遗弃世人也被世人遗弃的山林隐士。特立独行，遗世独立，诗人是自由的，也是痛苦的。最后看看诗人的所见所感。“木欣欣以向荣，泉消消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看到万物复苏，生机勃发的景象，诗人不是欢欣鼓舞，诗性大发，而是悲愁叹老，自伤自悼，这份敏感与哀伤决不是诗人内心世界的偶尔一泻，绝对是诗人久积于心，郁闷难展的苦痛隐忧的自然流露。

一个年迈体衰、生命苦短的诗人，面对欣欣向荣的大好春光，除了喟叹，还能有什么呢？由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诗人貌似平和欢乐的田园生活之下，其实充满更多的世无知音的苦痛、遗世独立的绝望和生命流逝的无奈，我们读陶文，切不可乐而忘忧啊。

委心乘化之愤。文章第四段卒章显志，抒发诗人委心乘化，乐天安命的情志。我们固然强化了对诗人崇尚自然，追求自由，返朴归真，守节养性的人生理念的理解，不过，强烈的感叹和接二连三的反问又使我们分明意识到诗人去留难定、取舍难决的矛盾和苦闷。“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感叹人生苦短，余生不多，强调委心任运，顺其自然，其实是表达去留难定，心力不及的无奈和痛苦。“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否定了忧心忡忡，心神不定的犹豫不决，其实正暗示出平日里心有所求，志有所得的煎熬难耐。“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自己乐天安命，坚信不疑，正折射出何去何从、取舍难定的怀疑和忧虑。

“聊”是姑且、暂时之意，是不是也暗示出诗人这种选择也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呢？事实上，归隐田园之后的陶渊明并不能够做到真正的归隐，因为他总有不忘尘世，感时伤怀的时候。“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写自己醉情山水，逍遥自在，其实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谴责和抗议，陶渊明既不想迷恋世俗以获取功名富贵，又不屑逃脱人世去飞临仙境，为了保持纯真质朴的天性，他只好到自然山水中去寻求心灵的解脱和情感的寄托了。这些文句，字里行间我们都能感觉到诗人否定官场，抗争世俗的孤愤和绝决。

综上，认为《归去来兮辞》是一篇孤愤难平、忧乐相生的心灵之歌，有诗人返朴归真、颐养天年的自足自安，也有时光易逝、人生苦短的悲愁苦叹；有纵浪大化、逍遥浮世的自由自在，也有误入官场、心性扭曲的懊悔痛心；有家人团聚、琴书相伴的宁静淡泊，也有世乏知音、心曲难诉的郁闷孤寂，一句话，诚如清代诗人龚自珍说的“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品读陶文，忘情在山水田园之中的时候，切不可忽略了诗人的内心隐痛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