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正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时代，指历史上以经济、政治、文化等状况为依据而划分的某个时期。：原始时代；社会主义时代。个人生命的某个时期：儿童时代，青年时代。

时代是能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时代绝不是简单的等同于年代，时代是与人紧密联系的时空概念，比如什么是学生时代？因为时代是能影响人的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所以学生时代就是能影响学生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其中当然包括时间的概念，学生时期，更多的还包括影响学生意识的所有客观环境，比如家庭环境、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等。

二战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逐渐被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所取代。

任何时候，个人的命运都跟社会与时代紧密相连。不要寄望于侥幸，觉得自己能够超脱于社会，超脱于时代的影响，而成为乱世中的幸运者。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历史的经验是，但凡政治上出现失当，蝼蚁之躯，都只能任由政治的车轮碾压过来。所谓时代之苦，是指一个人面对时代的无力感，一种软弱的痛，深深的无法言喻的痛。但是，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就甘为时代的囚徒，纠结在当代社会物欲、竞争及因此创造的空前压力之中，俯身低头甘为人生格子上爬格的棋子了吗？

个人在某些方面是时代的标签，代表。苏东坡就代表着当时的文学界。人们想起北宋首先想到的就是苏东坡等人。一如提起唐期，想到的便是李白、杜甫。

就拿苏轼来说，宋朝重文轻武，为他提供了大施拳脚的空间，苏轼又是全才为北宋文坛提供锦绣诗篇，时代是个大背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历史人物都是各自背景下熠熠生辉的人。

个体与时代，一方面是个体如何在某种程度上被政治环境乃至时代精神所形塑；另一方面许多个体确实是在不断反思时代，质问人在特定历史中的处境，甚至想要试图透过自身的力量推动社会改变。无论如何，个人不只是社会结构的被动接受者，也能充当积极行动者的角色，对现有的社会结构施加作用与产生影响。无论个体的努力，如何微不足道，我们自身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一部分，我们的行动是这一时代的行动之一，我们的声音、动作和姿态是这一时代的声音、动作和姿态之一。

时代的一粒灰，落到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山。我们和时代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关系？认识到这样的关系有什么现实意义？

一个经常的人跟这个时代的关系，是惟妙惟肖的！而英雄的时代造就了英雄！狗熊的时代造就了狗熊！英雄人物改变时代，狗熊人物适应时代，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看一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有几个时代是英雄的时代呢？

第一个，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个时期是中华文化最鼎盛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家和英雄辈出的时代。诸子百家个顶个的都是各行各业最优秀的代表。比如像儒家文化代表人孔子、孟子、荀子。道家文化代表人老子、庄子。法家文化代表人韩非子、商鞅。兵家文化代表人孙子、孙膑。纵横家文化代表人鬼谷子、苏秦、张仪。阴阳家文化代表人邹衍。木工的祖师爷鲁班。水利专家李冰。医家的扁鹊。杂家的吕不韦。农家的许行等等那可真是一幅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就是英雄的时代造就了英雄人物的例子。

第二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个事情的英雄人物大家都知道。就不在陈述了。

第三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就是三国时期。三国时期出现的英雄人物，那可是成百上千的样子。比如千古名相诸葛亮，一代枭雄曹孟德、司马懿。仁义表率刘玄德。疑人不用的孙仲谋，还有关羽、张飞、赵子龙、张郃、张辽、夏侯渊、吕布、袁绍、周公瑾等等，就不一一列举了

第四个英雄辈出时代是隋唐时期。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靠山王杨林的十三太保。各路诸侯以及各路农民起义军的英雄好汉比比皆是。

第五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是楚汉争霸时期。第六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汉武帝时期。其余的朱元璋时期，赵匡胤时期等等

也说一说狗熊的时代造就狗熊的时。这样的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晋末年的五胡乱华时期了。中原地区的司马家族全是一帮窝囊废。中原汉人被五胡野人都快要秃噜光了。再一个就是宋高宗时期，整个大宋全是一帮狗熊，好不容易出来一个英雄岳飞。还被这帮狗熊合伙给残害了。

再就是清朝末年，爱新觉罗家族和他妈八国联军签订了越干丧权辱国的协议。《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南京条约》等等。把一个越大的中国基本上好卖光了。

再就是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明英宗时期的土木堡之难等等。这就是狗熊时代造就狗熊的例子。从以上的叙述看来，一个人是跟着所处的时代走的。一个时代也是由一群英雄人物所造就的。时代离不开英雄，英雄更离不开那个英雄的时代。那么普通老百姓呢，在什么样的时代里，也是碌碌无为、得过且过的了此一生了。

我觉得，与所处时代的紧张关系，可能是一枚双刃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像鲁迅，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关系扭曲，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他死后，时代开始绑架他、狠狠利用他，他成了时代的超级人质。就像王小波，我始终觉得王小波过度沉溺于幽暗的历史记忆，他的批判也持续指向那个非常的历史切面，这可能反而遏制了他丰富的想象，更限制了他洞察历史的视野和透视人性的眼光。

个体与时代，最好的关系是什么呢？在为时代所囚、以及与时代为敌之间，有没有别的道路？个人倾向于尼采的方式，尼采曾经这么透彻地总结过。远远地脱离自己的时代，仿佛从时代的海岸被推回到以往世界观的大洋中，这是极有好处的。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你也许能第一次看到海岸的全貌；再度靠近海岸时，你就强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你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

是的，就是这种若即若离、亦远亦近的关系。每个人与时代相处的方式可以不一样。我选择这种与时代相处的方式，因为这是适合于我。时代太强势了，我们是被选择的，角色是被安排的，人想要不变成畜群，而能保持其独特的尊严、美，作为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矛盾与孤独是他必须承受的精神代价。如果他不想在驯化中失去独立，也不想在对抗中被时代磨损，那么，若即若离、亦远亦近，也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

从时代的海岸退远，再退远一些，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一个人将自己从时代的泥沼中拔离出来，获得了审视与反思的眼光。对于现状，也许没有当下改变的力量，但对于未来却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清晰地认知到，心之所愿才是惟一的行动准则。虽然远离海岸的主动选择，可能会失去很多很多，但是它却让一个人的行动具有了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存在主义的“自由”意义，一旦主动选择，即表明了自己的自由，从而甘心承担任何选择的结果。

当我在一个人的泅渡中，渐渐融入无限深蓝，在孤独、思考和写作中，陪伴自己的，渐渐只剩下天地万物。眼前这片无限展开的浩瀚之中，那里有我需要的一切，太阳、星星和月亮。而回顾身后人影渺小的海岸，难道这不是一个有限的时代吗？虽然这个时代常常以“伟大”自命。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不过是弃陆地之尘埃而取远洋之烟霞。只有从大洋深处眺望海岸，才能看清海岸的全貌。我没有枉顾我的时代，事实上，我只是在远洋与海岸之间来回泅渡，当再度靠近海岸时，与那些从未离开过海岸的人相比，我或许能更全面地了解海岸，立场于更深广的人类历史和人性根本上来审视、解读自我与时代。

时代之下，生死之上，我们谁又能做自己身体、意愿和行动的完全的主人呢？但是，还是要凭借强大的心力，得以自由离开当下的社会与时代，去看一看更辽阔浩渺的存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进入对世界与人心的更深的理解。最后，还是引用一段尼采的话：“所有人都分成奴隶和自由人，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因为谁要是自己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归自己所有，那他就是一个奴隶，无论他想要当什么样的人：政治家也好，商人也好，官员也好，学者也好”。好吧！即使时代扣押了我的三分之一，但我还顽强保留着三分之二，那么，我就没有成为所处时代的奴隶。

看到一个说法，你如果为了自己的欲望活，到最后终究得不到长久的幸福。你的欲望兴起的时候正是最幸福的时刻，一旦实现了，就再也没有这种感觉了。是的，还没工作时想着，我拿了工资一定很激动，因为自己可以挣钱了，是多骄傲的一件事啊。当我想象这个场景时会让我感到无比幸福。但是我拿到工资之后，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愿望被实现了。人生而为人，应努力去按照自己的想法和理想而活。你的生活不应该根据你的欲望被满足了多少来衡量，而应比照生活中那些真诚的、怜悯的、理性的甚至是自我牺牲的微小时刻。这是拉康的思想。我还不甚理解后面的意思。是不是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过自己喜欢的生活呢？我倒是很赞赏。

但同时还有一句话。一个人一旦为自己掌握一个真理，称之为他的真理，并且努力依此真理过他的生活时，他便成为畸人。他拥抱的真理便成为虚妄。这两句放到一起看是矛盾的，又好像是一体的。拉康说的，让你找到一个正确的（当然正确与否自己无法判断）方式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是你通向幸福的途径；另外一句的意思是，当你拥有了自己的理想之后，很难继续听取其他意见，那么就活成了另一个样子。固执，并且拥有者常人难以理解的幸福感。

我的看法是，只要他幸福就好。我无法叫醒也不忍心叫醒沉睡的他。季羡林唯一的儿子写的文章，给我们提供了季羡林的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一个对家庭亏欠而冷漠的事业男。他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来自外界变化对他造成的影响。他从农村到城市，慢慢变得文明，开化，却渐渐终于可怜自己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个不好的榜样，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却在他求学时期早早离世。在济南的叔父家里，找不到家庭的温暖，他只是把这个地方称作“他们家”。他不得不与自己不喜欢的女子在一起结婚生子，成立家庭。家庭，也终于成了他一生的枷锁。他有反抗精神，却没有那样的勇气。终归，他和结发妻子还是别扭的度过了一生，达到了形式上的圆满。他们到死都没有感情。他的女儿，他的结发妻子，他的叔父三年之内接连去世，他没有去看过一眼。为此，他的儿子甚至跟他决裂。他不爱这个家庭。

有时候我在想，他有没有其他选择呢？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毅然跟他的结发妻子离婚，和自己的学生许广平在一起；胡适和结发妻子不识字，他亲自教她认字，两个人感情渐渐被培养出来。这两个人分别代表了两种性格，两种态度。一个很严肃，像一个斗士，随时准备战斗牺牲；另一个幽默，达观，有趣而富有生活情趣。鲁迅坚决与封建的旧式婚姻说不，与发妻决裂；胡适则用了更温和的方法，巧妙的处理了这个问题，其乐融融。一个信奉西式思想和文化，另一个中西兼修，互相贯通，区别在于，鲁迅用西式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胡适用中庸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季羡林作为中西贯通的学者，接受了最开放的教育思想，留学八年，学贯中西。不管他采用哪种方式，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然而他什么也没做。

如果把和原配愉快的生活当作上策，把和发妻离婚当成中策，季老显然选了下策。为什么呢？性格使然。他不像鲁迅有那样的狠心，也不像胡适那样对发妻有耐心。置之不理，似乎既顺应了礼教，又不至于到无法收场的地步，那么，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