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艺术体现的儒家精神

生活在当今的人，常怀着憧憬与迷思，去寻求空间意义上的远方。梦想照进现实，又会因城市生活的同质化倍感失望，造成这种落差最直观的原因，即建筑风格的“千城一面”。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出：“一个东方老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性，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一切时代趋势似乎都含有不可免的因素，回溯中国建筑艺术，不论是基于审美享受亦或精神呼唤，都无异于“伟大的捕风”。

中国建筑之始已不可考，《诗经》中有“如翚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建筑在当时已具备飞动轻快的艺术效果。春秋战国时期，对建筑的美学追求形成一股热潮，《左传》、《国语》均有记载，“美哉室，其谁有此乎”。这种热潮在秦统一六国大修阿房宫时达到高潮，“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据史料记载，中国建筑最初就是以平面铺展的群体集合为特征，不同于西方注重独立个别的建筑风格。秦以降，建筑艺术始终保持相当一致的美学特征，实用的、理智的因素在这里占据优势。

这种特征源于儒家的实践理性精神，即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世俗生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它不是禁欲性的官能压抑，也不是理知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神秘性的情感迷狂。

欧洲建筑以宗教神庙为代表，动态的线条、幽闭的空间，将人们引入神性世界。中国建筑则多实用的宫殿，它不是祈求庇护之处，而是世俗生活的场所。规模庞大、平面延展的群体建筑即是现实人间的艺术再现，把瞬间领会的空间想象转变为悠长的时间历程，渲染了世俗的生活意绪。

中国建筑多采用匀称的平面布局，以中线为起始，所有组织均根据中线得以发展，布置秩序为左右分立。这种绝对匀称、庄严方正的组成结构，确乎体现了古人的理性精神。

单个建筑的立面构成富有节奏美，个体建筑物一般由三个主要部分构成：下部的台基、中间的房屋本身和上部翼状伸展的屋顶。相比印度宗教建筑的繁复堆积，中国古建筑表现出比例匀称的节奏感。

中国古建筑内部多可供玩赏的雕塑、绘画，春秋之际，藻饰彩花已经很发达，汉赋中也可看出当时建筑内绘画雕刻的繁复，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这集中体现了儒家重实用的观念情调。

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古代建筑不同，有着独特的美学风格中国建筑的美学艺术风格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发乎情，止乎礼”，情感中体现着理性的美。首先，体现在人和神的关系上。

中国建筑的代表，是类似北京故宫这样的宫殿建筑。它和希腊神殿、哥特式教堂、伊斯兰清真寺这样专门供奉神灵的西方建筑代表相比，功用完全不同，是入世的，是人的现实居住场所，不是宗教建筑。

进入西方教堂，你感受到的是幽深，是自我的渺小、对上帝的恐惧。而中国的宫殿建筑，虽然也有宏伟雄大的格局，但更多的感受是皇权的威严和对祖先的敬重。

中西古代建筑的美为何这么大差别？根子居然在先秦文化。其次，体现在对称结构上。中国建筑讲究严肃方正、井井有条。整体逶迤交错，气势雄浑，但单个建筑却又变化多端，呈现出流动之美。还有，就是线条空间艺术。屋顶的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都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的节奏感，让沉重的建筑有了轻灵的感觉，沉稳而大气。就连印度的宝塔到了中国，也被汉化了。大雁塔那节奏单纯、舒朗有别、浑然一体的层次变化，和吴哥寺的繁复堆积相比，实在是典型的中国式宝塔的美。

另外，“雕梁画栋”和“园林艺术”也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一大特点。它们无不是”寄情于景“的绝妙呈现。走走北京颐和园，看看苏州园林，浪漫主义和审美理想，全都融化在现实世间的生活意趣里了，没有宗教的神秘，更没有对上帝的敬畏。中西古代建筑的美为何这么大差别？根子居然在先秦文化

为什么中国古代建筑和西方建筑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先要追溯到中国哲学发展的源头——先秦时代了。

先秦时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氏族公社解体，原始巫术的宗教观念衰落，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尽管各类学说层出不穷，但主体思潮是理性精神。恰恰是这个理性精神，成了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主流，表现到具体的学说上，就是儒家和道家。

中国几千年文明，是在这种“儒道互补，相得益彰”的信仰环境中逐渐成长成熟的。说儒家，不能不说孔子。孔子的伟大，不在于他出了一本《论语》。而在于他的思想结晶，让童年的中华文明塑造出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

孔子，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代名词。为什么独独孔子有这样的魅力呢？家世也一般，长得也不好看，当官也不受待见，哪哪儿都数不上嘛？因为孔子用理性精神重新解释了原始文化，发明了“礼乐”，把外在的强制规范转变成了内在的主动欲求。

《论语》中有一段“孔子答宰我“三年之丧”的典故，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按周礼规定，父母过世，儿女要守丧三年。宰我认为三年太久，一年就够了。孔子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意思是说，宰予这个人真没良心。小孩子三岁才离开父母的怀抱。三年之丧，就相当于父母怀抱了我们三年，把我们抚养长大了的一点点还报。这是天下人都应当做到了，宰予居然连三年怀念父母的心情都没有！

从这段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念、仪式（宗教三要素）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人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

以伦理溶于心理，以境达意，这才是我们要记住的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情理结合的中国式审美，决定了中国艺术形式的共同特点。除了“礼”，儒家对“乐”也有新的理性主义的解释

在《乐记》里，就强调了艺术的一般日常情感感染作用，而不是象亚里士多德的希腊《诗学》那样，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接近宗教情绪的净化功能。也就是说，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的平衡，而不是西方的禁欲压抑、理知愉悦、情感迷狂或心灵净化。比如“阴阳”、“虚实”、“和同”到“气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强调的，大都是功能性对立面之间的渗透协调，而不是对立面的排斥和冲突。体现在内在，就是生命意兴的表达，而不是模拟再现的忠实可信。因此，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的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韵律。

中西古代建筑的美为何这么大差别？根子居然在先秦文化。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的逻辑，法家的刑名，无不如此。还有最有代表性的道家，与儒家互补，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审美趣味上，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之言，抓住了艺术审美的基本特征：形象大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表面看来，儒道是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世，一个积极、一个消极，但实际上它们正好互补协调，成为主导历代文人“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和艺术理念。

《诗经》中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这些一唱三叹的吟咏，是中国诗歌最早的经典。那些承载了深厚历史意味的风雅颂，至今仍穿越时空打动着你我。后人从这些作品中，总结出了“赋比兴”。最著名的解释来自朱熹。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如果能敞怀一说的，就直抒胸臆；若无法说清的，就借助外物来抒发感情、表达志向。

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借助客体，成为艺术。艺术境界和现实生活不粘不脱，若即若离，“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才是中国文学所特有的美，含蓄、深沉。

正如先秦散文的那些经典之作，孟子的浩然、庄子的飘逸、韩非子的犀利、荀子的严谨，都极具情理交融的特点，是情感、想象和理解的不同组合。

中国建筑之美，是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中国建筑，也秉承了和中国其他艺术一致的中国美学传统，因而也反映出中国人共同的哲学取向。

按照西方人的逻辑，没有宗教统治，没有敬畏感，国家是难以维持统治和运转的。这是因为，在西方的历史上，基督教教会曾一度一手遮天，甚至大过君权，上帝才是至高无上的。

但在中国，宗教从来都没有取得过这样的统治地位。即便在上古，巫师也是从属于君王的统治工具，而不是凌驾于君王之上。对中国人而言，主流的文化一直都是信自己。虽然也有儒教、道教、佛教等等，在中国的大地上开花结果，但烧香拜佛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为了让神高兴，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所谓“信则有，不信则无”，灵验最好，不灵验也没什么关系。

女娲补天，天破了自己修；大禹治水，水泛滥了自己挖河道疏通；神农尝百草，有病了自己找药治；精卫填海，海淹死了我，我就把海填平；后羿射日，太阳不听话我就把它们射下来；燧人氏取火，找不来火种，我就自己取！

谁愿意跪上帝就让他跪去吧，谁愿意将命运托付给缥缈的鬼神就随他吧。我们中华民族向来不信这个邪，信的是自己。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唯有自强，才能与天同健。 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屹立不倒的精神信仰。也正因为有这样的千年底蕴，中国建筑之美才得以用它那种充满人间意趣的韵味，征服了每个人的心。

正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中国建筑“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是平易近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组合。

中国建筑之美，美在人间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