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骨与人生哲学

魏晋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的时代，然而思想上却极自由，士风有巨大转变，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不断冲突中得到调和。玄风大畅，出现了魏晋风度。谢安以其独特的性格魅力为士人所仰慕，是魏晋名士风范的代表。谢安的隐居与出仕反映了魏晋士人心态。魏晋风度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影响深远。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与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说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

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这一则故事是大家熟悉的魏晋名士的轶事，它很能说明魏晋人生与文艺以兴为美的特点。位于江南的山阴之地很少下雪，雪夜皎美的景色使富于生活情趣的王子猷油然兴感，想起左思的《招隐诗》，不由得想去剡溪造访一位叫戴逵的高士，这种兴致在于本身的偶发性，并不以功利目的，即见不见戴逵为目标，故而兴发而行，兴尽而归。在这里，“兴”就是目的与乐趣，南宋文人曾几在《题访戴诗》中说：“不因兴尽回船去，那得山阴一段奇。”宗白华先生说：“这截然地寄兴趣于生活过程的本身价值而不拘泥于目的，显示了晋人唯美生活的典型。”宗白华先生独具只眼地发现了这则轶事中蕴含的晋人唯美生活的意义，这也是魏晋风度的表现。

再来说说著名的王羲之的兰亭故事。东晋王羲之等人在东晋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4年)于兰亭举行的文人集会，将文人的以诗会友与民间的三月三日禊饮之礼结合起来。当时许多人士写诗歌，后来编成集子，王羲之在当时写了一篇序，这就是著名的《兰亭集序》，文章以优美清丽的笔调，描画出位于江南的山阴兰亭阴历三月三日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与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景观，诗人触景生情，由物的感发，得想起人生的意义，王羲之认为，人生的过程，生命的价值，它既不是庄子所说的一死生，也不是俗人所理解的外在功名，而是在于生命过程中的兴趣：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妄，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悲夫！”

在王羲之这篇美文中，我们发现诗人最能感物兴怀的正是“死生亦大矣”的悲剧主题，即从宇宙永恒、人生短暂中兴感到个体悲剧人生的价值所在。人生有限而天地无限，而认识到此中意义并不是“一死生”即泯灭生命的意义，而是要在这短暂的人生中把握世界与人生的意义，珍惜这瞬间的快乐。但这又不是产生出同时代的《列子·杨朱篇》中宣扬的及时行乐，因为人之所以不同于禽兽就在于他拥有这种高峰体验的可能性，放弃这种人生的高峰体验而逐于肉欲，等于将人生退化到禽兽之域。魏晋风度的形而上意义即在于此，这是魏晋风度的精神理念，也是我们现代人生最应当思考与感怀的。

何来风度？当陶渊明在田园闲采菊，见南山时，我们称这种自在，豁达为风度；当王羲之在兰亭与贤达益友痛饮酒，共作序时，我们称这种洒脱，才情为风度；当嵇康在刑场上轻抚琴，颂绝响时，我们称这种淡定，从容为风度。不论前者后者，这些都发生在魏晋。听上去高尚，但看起来又有些许奇怪，这是一个怎样的时代—文人的时代。

文人的时代源于晋朝士族的发展。如果说三国是英雄的天下，那晋就是名士的论坛。从治国角度上来看，晋朝的皇帝似乎没什么天赋。拿晋武帝司马炎说，他上位后，居然想让王朝重归封建，封王封兵，结果诱发了八王之乱，家族内部互相残杀，后来五胡入华，没有几年，西晋就付之一炬了，北方白白的让给了胡人。司马睿也只能去建康（今江苏南京）另立政权，是为东晋。虽然晋在治国方面表现得一塌糊涂，导致国家较为动荡。但从精神层面看，这期间涌现的名士以及名士的种种风度却在后世备受关注。

积极层面讲，士族的蓬勃发展使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的文人雅士，极大地推动了魏晋时期艺术的发展。陶渊明，嵇康善抚琴，更何况陶渊明抚的还是“无弦琴”足见其造诣和雅量；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等书法名家，更是将书法艺术引向顶峰；顾恺之的人物画也是传神入微，备受后人传颂。其次，“归隐”也是魏晋名士爱玩的把戏，著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更是把自己的田园生活描绘的清雅恬淡，质朴动人。他的田园派诗风感染着一代代人，桃花源一般的生活，怕是每个人都心之所向吧。

消极层面讲，魏晋时期也有大批量的名士将这种所谓的风度带向了极端，使国家走入危亡。在这样一个时代，你会看见面容形同碧玉的美男子卫玠，她的长相精致，神色动人，肌肤温婉，仪态端庄，在大街上被人当做国宝一样围观；你会看见为了精神风貌不惜嗑药的何晏，他边吃饭边补妆的样子，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多数女性。你会看见嗜酒如命的阮籍，刘伶，听着他在鹿车上发出声声感慨：我醉死在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你还会看见朝廷的政客坐在一起清谈玄学，探讨着似懂非懂的哲学命题。士族的发展源于儒学，如果一个阶级连自己本质的思想文化都忘记了，那他们离衰亡又还有几个时日呢？

也许是士族太渴望自由和独立了，结果物极必反，弄巧成拙了。他们的行为也许只是为了凸显清高，体现风尚。但在后世看来，这种违背常理的风度更多的体现出了一种“病态”而在这种风度的背后，隐藏了一种人性的迷茫。此时，中华大地上盘踞着胡人与士人。内有玄学，外有佛学，预示着中华民族必将走向融合，也必将走向更加多元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