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三秦走三晋》

五台山为何建得起那么多的寺庙

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之首，从汉武帝信佛开始最早的叫“大孚灵鹫寺”渐渐的五台山就成为佛教的中心，南北朝时达到了第一次高潮那时拥有大约二百余座，唐朝达到了第二次高潮拥有寺庙三百多台，有僧侣三千多人这个时期的五台山就是名副其实的佛教圣地。后来经过战争的洗礼和后来八国联军的毁灭性的破坏，现在的五台山拥有不到50座寺庙的圣地，也是目前中国寺庙最多的。

到五台山，一直在想着，这地方历史上是比较穷的地方，为何可以建这么多的寺庙？

五台山是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根据资料，现在比较完整的寺院95处，其中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处，南禅寺、佛光寺、显通寺、广济寺、岩山寺、洪福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塔院寺、菩萨顶、圆照寺、罗睺寺、殊像寺、碧山寺、南山寺、龙泉寺、金阁寺、尊胜寺、延庆寺、公主寺（繁峙县）、三圣寺（繁峙县）、惠济寺（原平市）、石佛堂（河北省阜平县）。

五台山与四川峨眉山、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并称四大佛教名山。关于五台山佛寺的创建，自唐代以来，传说颇多。“东汉说”和“北魏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明万历时，五台山狮子窝寺的镇澄，认为五台山佛寺的创建，始于东汉明帝邀请摄摩腾来华传播佛法之际，亦即一般认为中国有佛教之初。他在其编撰的《清凉志》中说：“汉明帝时，摩腾西至，以慧眼观清凉山乃文殊化宇，中有阿育王所置佛舍利塔。阿育王，此云无忧天竺铁轮王也，能驱使鬼神，将佛舍利造八万四千塔藏之，散布阎浮，五台山有一焉。奏帝建寺，额曰大孚灵鹫寺，大孚，弘信也，帝以始信佛化，故以名焉。出感通传。”镇澄说他的说法乃导源于唐代高僧道宣律师《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

由于镇澄的《清凉志》在国内外流传很广，所以，五台山创寺于东汉的说法也广为流行。

然而，道宣在《感通录》中却是这样记述的：“（五台山）其山属岱州五台县，备有五台。中台最高，目极千里，山川如掌上。从台东南而下三十里许，有古大孚灵鹫寺，见有东西二道场，佛事备焉。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在这里，道宣只是说大孚灵鹫寺“古老传云汉明帝所造”，并未言及摩腾云云。可见，镇澄的五台山东汉创寺说，乃是一种传说加演义。

唐高宗时释慧祥编撰的《清凉传》，是记述五台山佛教史迹最古老的专著，故又称《古清凉传》。《古清凉传》说：“大孚图寺（即大孚灵鹫寺），寺本元魏文帝所立。”又云：“清凉寺，魏孝文所立，其佛堂尊像于今在焉。”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帝时，大孚图寺和清凉寺都是北魏孝文帝时创建的。

唐文宗时，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大家”之一，日本天台宗第三代祖师、日本僧人圆仁慈觉大师，在其入五台山求法巡礼的日记中写道：“有清凉寺，今管南台。此五台山，都号清凉山。山中造寺，此寺最初，故号清凉寺。”按照这一记载，五台山最古老的寺院不是大孚灵鹫寺而是清凉寺。这也是对于东汉创建大孚灵鹫寺之说的一个有力否定。

清代著名史学家顾炎武，对五台山的佛教史实进行过认真的考订。他在《五台山记》中说：“五台在汉为虑掳县，而山之名始见于齐。其佛寺之建，当在后魏之时。”又说：“而彼教之人，以为摄摩腾白天竺来，即居是山。不知汉孝明图像之清凉台，在洛阳（白马寺）而不在此（五台山）也。”

在这里，顾炎武明确地指出，明释镇澄是将佛教典籍中关于摄摩腾来华后居住的洛阳白马寺清凉台，误当作清凉五台山了。

如果将关于五台山佛寺创建的“东汉说”和“北魏说”加以比较，不难看出，在佛教界长期流传的“东汉说”，宗教色彩极为浓厚，与史实相距甚远，不足为信。而“北魏说”则比较可靠。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主编的《宗教词典》亦说五台山的佛教肇兴于北魏孝文之际，曰：“北魏时即建有佛寺”。这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当然，在北魏时期，五台山佛教仍是处于草创阶段。那时，寺庙并不多，规模亦不大。大孚图寺只有“东西二堂”，佛光寺仅有“佛堂三间，僧室十余间”。这与《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北魏都城洛阳“招提栉比，宝塔骈罗”的兴盛景象是无法相比的。据史籍记载，“时魏境有寺三万所，僧尼二百万人。”仅有佛堂数间的五台山寺庙，在北魏佛教界显然不占重要地位。

五台山成为佛教圣地，并在中外佛教界发生重大影响，是从唐代开始的。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

李唐王朝起兵太原而有天下，所以视五台山为“祖宗植德之所”。李渊在起兵反隋时，就对佛教许下大愿，说当了皇帝，一定大弘三宝。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李渊便在京师集聚高僧，立十大德，管理僧尼事务。

唐太宗即位后，重兴译经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下诏曰：“五台山者，文殊必宅，万圣幽（木妻），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切宜祗畏。”“是年，台山建十刹，度增数百。”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的作用。长寿二年（公元693年），名僧菩提流志等上新译《宝雨经》，称菩萨现女身，为武则天上台大造舆论。

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武则天自称“神游五顶（清凉五台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台山的代表寺院清凉寺。峻工后，命大德感法师为清凉寺住持，并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发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的利用和挟持下，发展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

据记载，唐代自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帮赍供，不可悉记矣。”显而易见，从唐太宗到唐德宗，都对五台山佛教给予极大的支持和扶助。

从佛教经典来看，除新译《华严经》说文殊菩萨住处“名清凉山”外，《佛说文殊师利宝藏陀罗尼经》也云：“佛告金刚密迹王言：我灭度后，于此南赡部州东北方，有国名大震那，其中有山名五项，文殊童子居住，为诸众生于中说法。”

由于佛教经典中所说的文殊菩萨住处，“清凉山”“五顶山”，同五台山的地形、气候、环境，极为相似，所以，中外佛教徒便把五台山这个“五峰耸出”“曾无炎暑”的自然存在物，当作是他们虚幻世界里的文殊菩萨住地了。这样，五台山就成了佛教徒们竞相朝礼的圣地，驰名中外，显赫于世。不言而喻，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借助于李唐王朝的强盛而名扬中外的。

在唐代，佛教备受推崇，文殊菩萨尤其为佛教徒所尊崇。国家规定，全国所有寺院的斋堂，都必须供奉文殊菩萨像。由于朝野都尊奉文殊菩萨，视五台山为佛教圣地，所以五台山空前隆盛，名僧辈出。

唐代，五台山见诸记载的佛寺就有七十余所，且规模十分宏伟，仅以金阁寺的兴建为例略述如下： 金阁寺是由著名高僧不空三藏主持建造的。不空三藏与玄奘三藏、鸠摩罗什齐名，是我国佛经的三大译师之一。

译有《金刚顶经》等大乘及密宗经典七十七部一百二十余卷。也是我国佛教密宗的创始人。不空三藏备受朝廷优礼，唐代宗称之为“我之宗师，人之舟揖”。金阁寺的建筑式样，就是不空三藏参照印度最著名的寺院那兰陀寺设计的。

为了建造金阁寺，皇帝、皇亲和百官捐赠了大量金钱，唐代宗甚至下诏命令全国十节度使都要为建造金阁寺慷慨捐助。建造金阁寺的材料和工匠来自全国各地，耗资“计钱巨亿万”。金阁寺于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兴工，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工峻，历时三年，建筑工艺十分精美。

寺中壮丽的金阁分上中下三层，高百余尺，“铸铜涂金为瓦”，“照耀山谷”。寺成之后，不空三藏奉敕住持金阁寺。可惜这样雄伟壮丽的建筑，在唐武宗灭佛时已被摧毁殆尽，早已荡然无存。

随着佛寺的兴建和扩大，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亦日益增多。唐德宗贞元年间，合山僧尼达万人之众。佛教本来是李唐王朝用以维护统治的工具，但自安史之乱后，由于国家徭役征派极端繁重，寺院便成了人们逃避徭役的隐避所。寺院僧侣亦趁均田制破坏之机，兼并土地，驱使奴婢，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为非作歹。

寺院经济的恶性膨胀，使僧侣地主同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唐文宗曾对宰相说；古时三人食一农人，今加兵佛，一农人乃为五人所食，其中吾民尤困于佛。已有毁禁佛教的意图。武宗继位，发怒说，使我民穷困者乃佛，遂于会昌五年（公元845年）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字，勒令僧尼还俗。

综计全国拆毁大小寺庙四万四千六百余所，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收回土地数千万顷。五台山亦不例外，僧侣散尽，寺庙被毁。唐宣宗即位，又再兴佛教。政府规定五台山的度增数仍达“五千僧”。实际上，加上私度和游方增，要比“五千僧”多得多。纵观历代五台山的僧侣人数，以唐代为最多。寺庙林立，僧侣若云，这也是唐代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的一个标志。

唐朝国威强盛，经济繁荣，在国际上声望甚高，是亚州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五台山又受到了印度、日本、朝鲜和斯里兰卡等国佛教徒的景仰。朝礼五台山和到五台山求取佛经佛法的外国僧侣很多。其中日本僧侣不仅人数众多，而且还有许多著名高僧，诸如惠萼、灵仙、圆仁、慧运、圆修、宗睿等等。

日本天台宗三祖圆仁慈觉大师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时，曾将日本不能论决的天台宗疑难问题三十条，请我国天台宗高僧、五台山大华严寺的志远法师裁决。

日本佛教徒称之为“唐决”。他们不但在五台山求得许多佛教经典，而且还将“五台山土石”当作圣物带回日本。灵仙三藏，是兼通日、汉、梵三种语言文字的日本著名高僧，他在五台山求法巡礼更长达七年之久，从五台山向日本天皇送去许多佛教典籍和法物。

唐文宗太和元年（公元827年），逝于五台山灵境寺。日本不但佛教僧侣对五台山和文殊菩萨非常崇仰，“上自天皇，下至公卿”，也都“乐于施舍大量黄金，作为五台山文殊菩萨的供养费用”。

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日本仁明天皇的桔皇后，还“特派惠萼入唐，把亲手制的绣文袈裟施给那里的僧众，把宝幡及镜奁等具施给五台山。”

五台山作为佛教圣地是唐代形成的，是借助于李唐王朝强盛的国威，伴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扩大显赫于世的。

宋元时期五台山佛教的继续发展 ，五台山佛教圣地形成后，唐武宗灭佛时，曾遭到严重破坏。五代时，又发生了后周世宗灭佛事件，五台山寺庙“十残八九”，僧侣逃亡殆尽。赵宋王朝为了加强统治，于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先度童行八千人，停止了对寺院的废毁。一反后周的灭佛政策，对佛教加以适当保护。

此后，五台山佛教又恢复发展起来。宋代，五台山的高僧以太平兴国寺住持真宝最为著名。

蒙古族建立元朝后，对佛教非常尊崇。早在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时代，已开始提倡喇嘛教。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封西藏地区的名僧帕思巴喇嘛为“国师”，不久又尊为“帝师”。“帝师”除做佛事外，还为皇帝和皇亲授戒，并在宗教、文化等方面备皇帝咨询，地位十分显赫。此后，终元之世，每帝都有名僧为其“帝师”。每个皇帝在党极之前，都要由“帝师”灌顶授戒。由于元朝统治者特别尊崇和提倡佛教，因而五台山佛教在元代再次隆盛起来。

明清时期，五台山佛教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代，其突出表现为喇嘛教的兴盛和清朝皇帝频频朝礼五台山。

明太祖朱元璋早年出身僧侣，对佛教自然格外尊崇，对名僧大德恩礼尤加，并建立了一整套僧官机构。他改善世院为僧录司，设左右善世、左右阐教、左右讲经、左右觉义等僧官。这些僧官的品秩都很高。成祖、宪宗、孝宗、武宗、神宗等都严守祖训，也十分尊崇佛教。

为了笼络蒙藏少数民族，又十分推崇喇嘛教。这为五台山佛教在清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明代，五台山佛教在皇家的思护下，日益隆盛。

清朝建立后，特别尊崇佛教，尤其重视利用喇嘛教来维护对蒙古和西藏的统治。鉴于蒙古和西藏盛行喇嘛教，并十分崇仰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所以，清朝政府便将五台山开放，供其朝礼。从此，蒙藏两族，朝山者络绎不绝。

清朝的开国皇帝顺治帝，非常信佛，甚至还想出家为僧。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四帝都曾多次朝拜五台山。他们朝礼五台山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因为游览五台山的最好季节是盛夏六、七月间，而清帝朝山的时间却在冰封雪飘的农历二、三月间。

清朝皇帝朝礼五台山，一是满洲与文殊的词音相谐，因而对文殊菩萨和五台山怀有特殊感情，“澹谒（文殊）金容实为国朝万年丕基之庆。”二是为了“携蒙古藩王同来，从其所欲”，以“示中外一家之心，昭熙朝大同之治”，达到“以黄教绥柔蒙古”的目的。

五台山佛教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扶植。而封建王朝是否大力支持，则又取决于维护其统治的政治需要。所以，五合山佛教始终是在封建政治的巨大影响下发展和变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