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我就在我的文章中注入一些与社会大众认知相左的观点，譬如真正的营销不需要广告；定位已经失效，性格主张就可以解决定位；经验可有可无，创新才是王道，以及生活观点譬如，男女婚姻年龄要放大，男人比女人大20岁以上才能保持爱情长青，因为女人的生理机能要早于男性衰老25年以上等等，这些惊世骇俗的另类观点引发很多场网络辩论。我发现，在逻辑社会里，人们喜欢辩论本身远比创新更值得重视。#太阳的后裔# #客机在俄罗斯坠毁#

   我见到过一货车司机，他把车子左侧全部漆成红色，车子右侧全部漆成绿色。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说:“这样好玩，如果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法庭上会怎样？”我迷惑不解地问道：“会怎样？”他说：“那路两旁的见证者会在法庭上发生争论，有人会说是红色的车子，有人会说是绿色的车子！”。这太好玩了！

   辩论是我们日常思考方式的基础。双方各执一端，都试图证明对方是错误的。他们企图通过辩论来找到“真相”。传统的辩论与思考的对抗性强调对于论点的逻辑支持，而不是互相的探索。政治家关注的是自己与竞争对手不同的观点，而不是双方赞同的观点，政治家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两极分化。因为人们强调的重点从探索转移到逻辑的支持，我们似乎由此养成了一种习惯：对于对抗性辩论的双方来说，一个观点的正确性可以通过另一个观点的逻辑错误来证明。

   “我是正确的，而你是错误的。”然而，对方论点中的逻辑错误就是一个论点的逻辑错误，不能证明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不能因此来确认一方论点的正确性，双方的观点可能都是错误的。如果我们假定任 何事物都只有严重对立的两极，并且如果一方是错误的，另一方必然是正确的。以这种假定为基础，为了证明你自己观点的正确，你只需要寻找一个缺乏逻辑的人作为对手，提出与你对立的观点即可。尽管这一切如此荒谬可笑，这种错误在生活中却经常发生。

  苏格拉底是作为一位“诡辩家”来进行思考的。诡辩家常常通过文字游戏来向人们证明：只要谨慎仔细地选择文字，那么人们就可以得出任何想得出的结论。苏格拉底喜欢挑战人们的思考，事实上，他也确实做到了让人们重新思考那些原来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苏格拉底旨在让人们在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检查自己究竟想要表达什么意思，他的目的并不在于建立某种观点或者促使某种观点产生。从苏格拉底那里，我们看到对辩论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视。苏格拉底把辩论作为思考的主要工具。在辩论中，批判性思维就必然要用到：“你为什么那样说？你那样说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

   柏拉图被誉为西方哲学之父，他最著名的哲学理论便是关于一个洞穴的模拟。假定一个人被绑在洞穴里，他无法转身，因而不得不只有面对洞穴后面的墙壁。在洞口燃起一堆火，一旦有人走进洞穴，那么被绑住的人虽然无法直接看到进入者，但却可以看到进入者投射到洞穴后壁上的影子。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我们都无法看到事实和真理本身，而只能看到事实和真理的“影子”。如果我们努力倾听哲学家的教诲，那么我们可能会偶尔瞥见真理。从柏拉图那里，我们认识到“真理”存在于某个地方，我们必须尽力去寻找和发现它。而要寻找真理，我们就必须运用批判性的思维来攻击那些非真理。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也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他是个非常务实的人。他发明出“分类学”，即对事物进行定义。由此，你就可以对“椅子”或者“桌子”进行定义。当你看见一件家具的时候，你必须判断这件家具是不是符合椅子的定义，如果符合，那你就可以说它是一把椅子。一件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椅子又不是椅子，否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正是基于“分类学”和避免“矛盾”的发生，亚里士多德创造出一套我们至今都在使用的逻辑工具（这套逻辑工具主要建基于“是”或“不是”的判断）。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我们得到了一种建立在认同与不认同、包含与不包含的判断基础之上的逻辑方法论。

   以上便是三大哲学家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成果便是一种建立在寻找“真理”的基础之上的思考体系。这种寻找是通过辩论来完成的。而在辩论中，必然要运用批判性思维对“非真理”进行攻击。而这种攻击又必然要运用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论。

   在某些领域中，辩论确实有效，譬如法庭上的辩论。然而，如果作为一种主要的思考工具，辩论却有很大的局限性。辩论缺乏建设性、设计性和创造性，指出某些错误也许会使得问题有所改善，但却无法创造出新的东西，即使把辩论双方的观点综合起来，也不能产生出解决问题的新的选择。

   和其他领域一样，今天的企业营销领域也十分需要我们不断的建设和创新，需要我们解决问题并开拓新的机会，需要我们设计出新的可能性，而不是争论定位到底有没有效？广告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及企业营销要怎么做才更好？等等，两种可能性中通过辩论来一争高下，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做法，作为营销创新的先锋，我的任务是颠覆而不是辩论，我也不屑于跟人争辩，因为案例（事实）胜于雄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