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下班，已经很晚了，我从校长室出来。
一个男孩子轻声地叫住了我，说已经等我很久。
他说上周由于疏忽，把走廊里悬挂着的“非常出口”的标志给弄碎了。他说已经与政教主任承认了错误，政教主任作出“缴一百元钱，照价赔偿”的决定。我说，这个决定没有错，很正常，我知道。孩子快步追上我，面对着我恳切地说：“校长，能不能饶我这次，别告诉我妈妈，我不想让她知道。”我说：“那钱怎么办啊？”，孩子怯懦地说：“校长，我自己慢慢地攒，我一定能还！”。
望着恳切、怯懦但又表现得如此坚定的孩子，我改变了决定。我说：“这样，我们做个约定，你现在可以不还，我可以延期到你走上社会，当你参加工作发第一个月工资后，你把这一百元钱送回母校，再做赔偿，你看可以吗？”。孩子愕然，随后欣然地点点头，向我深深地鞠了一躬，扭头跑开。我大声喊他：“明天不要忘了到政教处签字据！”。孩子转过头来，大声喊道：“谢谢校长，我一定照办！”
我或许看不到十几年后这个孩子是否能把钱送来，倘若他真的送不来这个赔偿，我也不后悔，因为，我给他留下了希望与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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