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至民国年间，扬州教场有一座貌不惊人的茶社，名叫“惜余春”。由于茶社主人喜欢接纳文士，店内经常高朋满座，觞咏几无虚日。几十年来，这座茶社先后多次被小说和报刊描写。新中国成立后，这座茶社又先后被两本书记载，并分别在大陆和台湾出版，成为一件趣闻。

1958 年于台湾出版有关惜余春的书即以“惜余春轶事”命名，作者为扬州名士杜召棠，人称“扬州小杜”，是当年扬州著名诗社“冶春后社”和“谜社”、“竹西后社”的重要成员，诗词、小说、散文、对联和灯谜。曾作长篇小说《金丝发》，同时还是一位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社会名流。 1948 年旅居台湾，逝世时已近 90 岁了。《惜余春轶事》系专记扬州地方掌故的怀旧之作。书中以惜余春茶社为经，以出入惜余春各式人物为纬，书中涉及扬州清末民初各类奇材异能之士多达 200 多人，可以说是一本保存和记述清末至民国年间扬州社会和人文历史弥足珍贵的资料，对研究斯时扬州的政治、历史、人物极有参考价值。

另一本提及惜余春茶社的书为上海著名掌故作 家郑逸梅 先生所作，他在 1982 年出版的掌故专著《艺林散叶》中为惜余春作了专条。该条写道：“扬州有一肴馆，名‘惜余春'，主人高乃超，固风雅士，诗人墨客，都觞咏其间。”虽寥寥不足三十字，但提纲挈领，令人怀想。

惜余春茶社老板高乃超，原籍福建长乐，因其父作官于两淮盐运司，遂随父迁扬州定居。高乃超“貌古雅，背伛偻，腹有诗书”，扬州人多以“高驼子”呼之，亦不以为忤。高乃超本世家子弟，工书法，善奕棋，尤好吟诗和猜制灯谜，是冶春后社的诗人和谜人，著有《滑稽诗话》一卷。

在惜余春茶社开张之前，高乃超曾开设一爿酒店，店址在教场中心，为原怡亭茶社的旧址，取了个古怪而有趣的名字，叫“可可居”，取自于韩愈《送李愿归盘谷序》：“采于山，美可茹；钓于水，鲜可食；起居无时，唯适之安。”初时店堂生意极好，当时的报纸称其“主人既非俗客，堂馆更显殷勤，当然门市生意异常茂盛。”可是顾客多为穷士，每日收入，只有十分之三四，其余十之五六，都变成“千年不赖，万年不还”的烂帐。由于赊欠日甚一日，高乃超又不愿催讨，致使原来丰厚的可可居酒家难以为继，他只好含笑闭歇了。

为了生活，高乃超乃缩小范围，迁其店于原店堂之北，由冶春诗社社长、著名学者臧谷 ( 宜孙 ) 书“惜余春”三隶字为店招，并书题壁诗一首：“两间矮屋且容身，除却驼翁俗了人。写上青帘太凄绝，销魂三字惜余春。”著名书法家吉亮工狂草“人生行乐”四字漆牌于店柜之上，惜余春店堂不大，远非“可可居”可比，“屋小如舟，前后仅一间有半，前之半尚设一柜，后之半为设橱案之所，并于市口接短桁，亦仅容膝，诗人多猬集之”。观此，店堂规模还不及今日一个个体普通小吃店店面之宽敞。

惜余春的开业并没有改变高乃超喜欢风雅的脾气，他仍然象从前一样接待客人。每至午后，高乃超必置留声机一架，京昆唱片数张，随时换唱。另自撰灯谜若干条，悬诸于壁，任人猜射，中者即赠以店中酒菜。“四壁粘贴诗笺，琳琅满目，不啻诗城。门首窗棂间，为各吟社张贴课题处”，堪称彼时茶社中少见的奇观。惜余春卖茶、卖饭、卖菜、卖点心，甚至还卖粥，所有一切均为家常风味。这里最贵的食品不过是卤鸡、卤鸭、肫肝、糟虾、口蘑锅巴、醋溜鳜鱼之类，贱的则是蚕豆炒咸菜、豆腐汤、烧青菜，更贱的还有一、二文钱的酱豆，大椒酱满足供应。按道理，光顾惜余春的吃客应该是如 鲁迅 先生笔下所写的咸亨酒店里的光膀子戴毡帽的短衫帮、打工仔了，如阿 Q 之类。恰恰相反，当扬州的打工仔们目睹惜余春的墙壁上不是财神和美女，而是诗、对联、灯谜和相互酬唱的诗笺时，大都裹足不前，虽然驼老板对顾客一视同仁，绝无白眼，但打工者们总觉得这小店不对味口，不是他们吃酒喝茶聊天的地方，大都敬而远之。久而久之，惜余春不约而同地成为一群文士们的雅集之所。他们在这里欢宴谈笑，如鱼得水，从光宣之际到三十年代初，前后长达三十年。

这帮落魄的文士是个复杂的群体。这里既有致仕的清朝官吏，也有家道中落的世家子弟，以及经济尚可维持的商贾家的儿郎，但其中更多的却是三餐不继但腹有诗书或身怀专长的市井贫士。从年龄上来看，老中青都有，有奉孔孟之道为圭臬的遗老，也有追随康梁的立宪派人物，甚至向往孙中山的热血青年。虽然彼此之间观点不一，却能相安无事，和睦共处。其时扬州经过太平天国战乱和大小军阀的相互杀戮，乾嘉时期的绮丽繁华早已化为春梦，昔日歌舞升平的庭院和园林只剩下断垣残壁，寒鸦蔓草。清王朝亡在旦夕，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的前夜，扬州作为一个消费城市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衰败。面对国是日非，经济日蹙，这个群体除了牢骚满腹深感迷茫和无奈之外，“躲进小楼成一统”就成了他们暂时获得解脱的最佳选择。惜余春茶社恰好出现了，特别是那位蹀躞于店堂之中的驼子老板如此喜欢延揽文士，很少计较店里的收益，每日“端坐柜上。手剥虾仁，柜内置一棋盘，与客对奕，且能同时吟诗，以应社课”，天下竟有这样的茶社老板，创造出如此难得的文化氛围，提供地域如此适中，环境又如此随便自在的处所，恐怕也只能是清末民初扬州这块文化土地上的特有景观，难怪惜余春要成为文人骚士麇集的宝地。

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惜余春“斗室灯昏，纵谈狂笑，必至夜深始去”的文士们，决不是象孔乙己似的只能吟几句之乎者也的腐儒。这里既有名震海内的诗人和小说巨匠，知名学者和古文家，亦有国画大师和篆隶名家，以及独立特行的奇才异能之士。他们或研经史、或喜词曲，或长小学，或工联语，或专微雕，或擅金石，或精鉴赏，或爱收藏，乃至古琴名师，棋坛国手，谜林巨擘，京昆票友，甚至盆景园艺，花鸟虫鱼的行家里手，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一批植根于扬州深厚文化土壤中的代表人物，一批传统文化的最后孓遗。否则你就很难理解维新变法的领袖人物，一代大儒康有为， 1921 年路过扬州时，为什么多处地方不去，偏要造访惜余春，不惜屈尊小憩，一睹惜余春诸人物的风采；福建巨族林氏出巨资广征海内诗稿，“惜余春社友纷然投稿，揭晓后皆入选，且多列前茅”，以为惜余春人才之盛甲于全国，特地派专使来访，想看看惜余春是何等地方，诗人们是何等模样 ? 当专使一见惜余春竟屋小如舟，诗人们“率衣冠不整，穷愁潦倒之流”，当然不会相信从这些穷酸的笔下能写出如此美妙的诗篇，不得已，高乃超只好指座中客人，让这些诗人一一对号，“背诵原作以征信”，才使这位专使深信不疑。这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惜 余春的 先生们确实不是徒具虚名的庸碌平凡之辈。他们之中既有看穿世态、淡泊名利，以诗酒自娱的旷达之士，也有嫉恶如仇，愤世嫉俗，怀才不遇的“狂徒”，其中不乏蛰伏的龙蛇，强烈渴望电闪雷鸣，破壁飞去。他们追求一时的解脱并非沉沦，他们只是在暗夜中静观待变罢了。

武昌起义的枪声终于将他们震撼，惜余春的一群早就感知这一场风暴的必然来临。事实上，有些人早已暗地成为同盟会员，他们毫不迟疑地投入了这场推翻清王朝的战斗，有的并为此喷洒出一腔热血。他们办报纸，兴教育，讲民主，倡科学，以为天生我才必有用，乘风破浪会有时了。然而辛亥革命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大的改观，无庸讳言，这里有些人爬了上去，成了党国新贵、社会名流，有的却在这场革命中经过几番折腾，心灰意冷，“矢口不言此事”，以致抑郁而终，更多的人经过这番动荡分化，由浮躁变为冷静，他们不再好高骛远，更讲求务实，开始静下心来做些脚踏实地的工作，将他们的聪明才智贡献于社会，并因此在扬州文化史上写下璀璨的一页。于是我们看到在这里走出了李涵秋、李伯通、程善之、贡少芹等一批杰出的通俗小说作家，他们以其绚丽多彩的笔触，辉耀于民初的文坛，他们所展现的清末民初的扬州市井图象是那么生动明晰，使人们对扬派作家不得不刮目相看；从这里走出了梁公约等国画大师，他们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文人画和扬州八怪的优良传统，刻意创新，注重写实，其作品为国内外博物馆所珍视，一时有“身后得邀千载誉，陡增身价重鸡林”之誉；从这里走出了臧谷、孔剑秋、肖畏之、董逸沧等诗人，他们不再吟风弄月，无病呻吟，而是“蝉结舌而难甘，茧有丝而必吐”，善于捕捉“见闻”，“博采轶事”，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昔日扬州活泼生动的风俗画面，是研究清末扬州社会的“信史”；在这里走出了吉亮工、陈含光等书法大师，他们殚精竭虑，磨穿铁砚，不泥古，不媚俗，草书入化，篆隶入神，以其自己的独特风格使洛阳为之纸贵；在这里还走出了一代词曲宗师，青年时代的任中敏，他以深厚精湛的学识，开创了研究和探讨唐代戏曲和敦煌学的新篇章，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

这里走出了联圣方地山，象棋国手王浩然和三剑客之一的窦国柱；走出了以孔剑秋、汤公亮为代表的隐 ( 灯谜 ) 中八仙；走出了古琴演奏家高治平、笛子名手谢春江；走出了能于粒米上刻《陋室铭》的陈孟同，于长不盈寸的牙章上刻全部的《中庸》的吴南愚等等。他们或在这里观察世情，体验人生；或在这里切磋技艺，互相砥砺；或作文酒之会，评定甲乙。惜余春的四壁成了他们发表和交流作品的阵地，一灯如豆、大呼小叫的惜余春之夜是他们吟哦唱曲吹箫抚琴乐而忘归的绝妙沙龙。在这两间小屋里，此刻你看到的也许只是几个忘形诗人每周一次的酬唱，几个学人酝酿许久的一次寒酸的笔会，但又何尝不是扬州传统文化的一次自发的展示，一次集中的折射呢 ?

惜余春的客人来来去去，有的竟日不归，有的经月难得一至，面孔随着岁月的流逝换了一茬又一茬，然而惜余春的驼老板始终不改初衷，三十年如一日，志在会友，不重盈利，其时虽无吃拿卡要，但顾客的赊欠之风有增无减。虽然象臧宜孙、孔剑秋等人都能体谅高乃超的苦况，不但一文不欠，有时还作少量补贴，但无济于事。起初高老板于店中添“勤笔免思”白粉牌一块，以免欠帐忘却，再过年余，因积欠屡增，又新制专记欠帐的帐簿一册，仍然难阻赊欠之风。高老板认为，欠者非囊中羞涩，断不至此，当面催索，有伤斯文脸面，宁可自己吃亏算了。因此日积月累，周转不灵，随着诗人们的风流云散，主人一病不起，惜余春终于在 1930 年至 1931 年之间关了门。据伙计们后来计算积年欠帐，竟有 3000 吊钱无处追索。没有了惜余春，也就失去了心灵的慰藉与寄托， 1932 年 8 月驼翁就撒手归去。一首至今在教场附近传唱的歌谣，生动地概括了当年惜余春歇业前的窘况：“教场惜余春，驼子 高 先生。破桌烂板凳，满座是诗人。”以惜余春为缩影的扬州传统文化的最后一次回光返照在此拉上了帷幕。

在这里顺便提及，高乃超作为一个企业经营家无疑是个失败者，然而诚如扬州散文 家洪为法 先生所说：“驼翁在‘维扬细点'方面 ( 却 )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伟绩。在昔扬州点心，均用大笼，至可可居才改用小笼。垫笼昔用松毛 ( 针 ) ……可是用白布垫笼，却为驼翁所创始。”目前富春茶社名闻中外的千层油糕和翡翠烧卖亦为高老板所首创。惜余春茶社中还出售一种辣酱，也许在这里面添置了福建风味，非常鲜美，深得顾客喜爱。另外，他还从故乡福建将打诗钟之风引入扬州，据说这是林则徐十分喜欢的文字游戏。其实早在道、咸年间，扬州即有诗钟之戏，但在形式上比较简便，诗钟之题仅为二字，镶嵌于分上下两句的七言诗里，讲究平仄和对仗，置于首者称“一唱”，置于尾者称“七唱”，置于第四字者称“四唱”，如以“分、烛”二字为题之“四唱”：“春到二分江草绿；夜烧双烛海棠红。”诗钟中虽只有一联两句，但比作诗方便，且可锻炼笔力，故深得文人喜爱。太平军进入扬州，七唱之戏渐息，高乃超到扬后，不但极力提倡和恢复诗钟，而且还引进了“分咏”、“蝉联”、“鼎足”、“碎锦”等诸种名目，致使当年诗钟之风于清末民初又风靡扬州，可可居和惜余春均为打诗钟的场所之一。冶春后社社长孔剑秋等还专门集有扬州诗钟专著，可惜已难以寻觅了。

高乃超是个名符其实的诗人。他曾集扬州俗语为七律百首，成《滑稽诗话》一卷。内中数联至今脍灸人口，现抄录于此供读者们欣赏：

　　三日肩头四日脚，五花肠子六花心。

　　今日不知明日事，寅年吃了卯年粮。

　　三步当作两步走，满瓶不倒半瓶摇。

　　矮子肚里有跷气，瘌痢头上放毫光。

　　公鸡不叫母鸡叫，死马当作活马医。

　　光棍头上有把尺，宰相肚内能撑船。

　　他的名句“光阴似墨磨俱短，世事如棋劫更多”，亦工切尖新，耐人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