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昨天去世了，北大又少了一位大师，世间又少了一位泰斗。

    二十世纪80年代在北大上学期间，听过不少名师的课，但季老的课是没听过的。那时北大的大师还是不少的，象冯友兰、朱光潜、王力先生，包括我们社会学系的费孝通、雷洁琼先生，都是一代宗师。当时从燕南园经过，随意在林中散步的某一个白发老者，没准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但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大师们的陆续仙逝，象季老这样级别的就是寥若晨星、硕果仅存者了。

    2000年中，当时我一度兼任过在四季青地区开发鲁艺文化园的鲁艺房地产公司的总经理，得知季老一直希望在离北大不远的地方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收藏自己一生珍藏的图书，遂计划在园中规划一个“季羡林藏书楼”兼“北大校友俱乐部”，得到季老的认可。季老还在弟子陪同下亲自踏勘了现场，同时嘱咐我们在没有真正建起来之前不要宣传出去。可惜该计划由于我的很快辞职而搁浅。2004年，我们计划在密云开发一个文化聚落项目，其中核心部分是一个书院，我当时列了一个当代“国学四老”的名单，拟请为书院之名誉山长之类，又将季老列为首位。可惜由于土地政策的变化，密云项目开发再次夭折，与季老终于一生未能结缘，惜哉！

    自1985年踏进北大校门，象季老这样的大师就象北斗星一样成了我无限景仰的偶像和作为北大学子倍感骄傲的源泉。他们才高八斗、学贯中西、人格高尚、承前启后、名垂青史。他们是活着的孔子，他们的学问和人品、他们的音容和文章，成为滋润一代代学子雄厚的精神财富。

    我为自己一生中能够这么近距离地接近大师、聆听大师们的教诲而感到无比幸运。真正的大师，学识的高远和人格的平和是一体两面的。有幸从北大受教于这样的大师，我获得了足够的高度，因此一生不再可能崇拜和迷信任何的权威；而同时，我也有了足够的自知，因此一生都不会癫狂。

    7月25日，是我们北大社会学系85级同学毕业20周年的聚会日子，我们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聚会做着准备工作，包括撰写纪念文章，有关北大的话题和回忆正充斥着我的脑子。作为北大代表人物的季老的去世，让有关北大的一切变得更加强烈。

    我又想起了1989年我们毕业前夕北大出版的那本让我们无比入迷的书——《精神的魅力》。这本书所代表的文化连同它的书名一起，已经融入了我们这批学子的血液，变成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明星偶像丛生的今日，大师已经变得比大熊猫还要稀缺和珍贵。在这个快速变化的社会，产生大师的环境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了。大师之后，是否还有大师？

    认识一位部级领导，跟人见面不发名片，而是发一张人民币纸币（现在该纸币退出流通了），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张纸币上面有一艘军舰，是他父亲从国民党起义后献给新中国的，成了永远的历史。他说了一个让我非常认同的观点：要做历史人物，不要做风云人物。换成一句流行的话，叫：做人难，做人物更难，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人物是难上加难。

    在这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里，大师似乎是与大众无关、只跟一小撮发烧友相关的事情。但从新闻上看到，温总理在季老去世后两个小时内就赶到了医院，内心不免感到了一些安慰。中国要真正走上大国复兴之路，不仅需要大师，而且需要大批的大师。

    后辈我等，不敢奢望成为大师，但是否该为营造盛产大师的土壤而做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