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孝军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对“经典”做了自己的定义和理解，他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他还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

     李岚清在他的《李岚清音乐笔谈欧洲经典音乐部分》自序中给经典音乐的定义是“久盛不衰，百听不厌”，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和精神文明的境界的音乐。

     卡尔维诺和李岚清的观点都道出了经典的精髓，经典是百读不厌，常读常新，给人以启发，给人以美感，催人奋进，引人向上的作品。

    当然，经典带有它特定时代的烙印，甚至可能有不适应现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成分。我们接受经典要有感情，更要有理性，对经典的某些不适合现代社会的成分，采取同情的理解，主要是吸纳那些体现人类智慧的部分。如果没有这种感情和理性，对经典就不会珍惜，就会随意颠覆、解构。 

                                2010-04-21   来源：光明日报

      经典是我们连接过去、 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是人类的价值资源。但是经典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地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水浒》也开始被一些激进人士视为经典，但是传统的士大夫认为书中隐含的价值观念十分危险，非常不利于和谐社会。

　　世界读书日也正是莎士比亚的忌日。可是在莎士比亚时代，人们还没有很强的经典概念。莎翁的作品，宫廷里喜欢，老百姓也喜欢，可以说雅俗共赏。慢慢地出现了分野，有的书成了经典，有的书变成为通俗的读物。

　　时间会自动来对经典地位作最终的判决吗？不会。我们所有的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其实不同程度地参与了经典的建构。你可能是经典的喜爱者，但也可能是经典的质疑者和批评者。你发现一部通常被人们认为平庸的作品其实不平庸，你写出文章来品评它的妙处，很有说服力，也许它的地位就随之改变了。这样的事不断在发生。只有当我们带着一种参与的心态去阅读，阅读才会更有意义，更有生命活力。

　　经典著作也因为我们的阅读不断地更新，获取了一种新的生命。我想，不论我们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我们都要强调，阅读不是一种单纯的、被动的、消极的文字消费，而是一种积极的、批评的、参与的、创造性的行为。

　　阅读时要把我们全身心都调动起来，我们的知识背景，对美感的认识，对信息的关注，所有这一切。必须注重细节。经典的生命就是在无数细节之中。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在阅读日强调阅读的重要性，实在太不够了！中国人口基数大，就阅读来说还是一个小国。除此之外，还有一点让人难过：我们的阅读太注重实用性了。如果整个社会实用性阅读太多，出于兴趣爱好的阅读太少，这个国家真正要作出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就很困难。在今日中国，我们要呼吁非实用性的、非功利的阅读。

　　期望以后能够在地铁的车厢里、火车和飞机上，看到有很多读者安静地打开一本书在阅读。他们阅读的不是各种资质考试的准备材料和推销手册，而是非洲艺术史、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或加拿大人曼古埃尔的《阅读史》。有了那样一个广大的阅读世界，我们才会成为一个值得敬重的民族，一个真正的阅读的大国。

 

 刘东（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 　与“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隔膜

    经典应当是为大多数人而存在的，否则它就失去了文化上的生命力，起不到维持纲常与信念的作用。

　　什么是经典呢？当然就是自文明开辟以来，历代公认写得最好和最重要的书。幽默一点儿说，在一个正常的文明氛围中，经典又意味着这样一批读物：你如果没有读过它们，就难免要招来笑话，而如果你读得比别人好，又有资格去笑话别人。

　　当然，这样一种文明规则，并非没有质疑的余地，也肯定有矫正的空间。然而，又必须看到，任何一个堪称正常的文明，确实就是靠着这种带有强制性的价值传承，造就了一个递相授受的阅读共同体，从而维持了一个代代相袭的文化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即使你今后还想去质疑这些经典，那也要首先从阅读它们开始，而这两种相反相成的力量，也就构成了一个文化有机体的“必要的张力”。

　　“究竟哪些能算得上经典”，原本只要用任何一种语言讲出“经典”二字，不言而喻就应当是以这种语言写成的某些最有价值的书，它构成了那个文化母体的定海神针。然而自从打倒孔家店以来，我们的传统经典就逐渐被解构了。而另一方面，其实即使在西方世界，以往的经典化过程也在不断地受到质疑，否则就不会有人写出《西方正典》这样的著作，来进行大张旗鼓的反弹了——其实正是布鲁姆的那本书，才更明确地提示我们，即使在西方文明内部，也逐渐开始缺乏基于经典之上的、相对稳定的内部共享知识，以及建筑在这种普遍知识上的多数人的共识。

　　近代以来，在西方的强大压力下，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遭到了巨大的变形，其最明显的表现形态是：原有的知识分类形式即“经、史、子、集”，被勉强地改造成了舶来的“物之序”即“文、史、哲”。然而人们并没有领悟到，古代的分类，只是一个心灵的内部分野；而当今的分类，却变成学科的外部界限了。我们就经常看到这样的同行，他们也许不能算不用功，却只是把焦点对准史部或集部的某一处，全然缺乏“求道”的精神，而且还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得上专业和敬业——这和古代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精神，实在是相距太远、隔膜太深了！

王余光（北京大学教授）： 读经典，让心灵得到慰藉

    我们常说的经典，是指那些具有重要影响、经久不衰的著作，其内容或被大众普遍接受，或在某专业领域具有典范性与权威性。

　　早年，梁启超要求大学生多读一些经典。他认为：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该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底，不知不觉会“发酵”。传统经典中有很多陶冶性情的东西，比如陶渊明的诗，王维的诗，唐、宋的一些精品词，确实能把我们带到一个美好的境界中去。对于现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来讲，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人们似乎也缺少沟通，而经典作品能使心情更加宁静，对待生活更加从容，更加真诚。

　　阅读经典，是每个人教养的一部分。阅读本民族经典，还有着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60多年前，朱自清就曾在《经典常谈》的《序》中说：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我们拥有信息，但没有知识；读网让人焦虑，读书让人宁静，读经典，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慰藉。

曹文轩（北京大学教授、著名作家）：读什么书，是更重要的问题 

   我这两年走了许多中小学。为什么下去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有感于现在的中小学阅读生态存在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孩子们手上拿着不少书，但这些书在我看来没有太多的阅读价值。

　　我看到一些出版社，出于商业的考虑，大肆炒作，把本来没有太高价值的书，说成具有很高价值的书，推到广大中小学孩子的手上。这些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以为，读书不读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读什么书，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天下的书不一定都是要读的。”这是我的一个见解。书分两种，一种是用来打精神底子的，还有一种是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中小学孩子打精神底子的书没有读，把打完底子之后再读的书用来打底子了，本末倒置。这是非常糟糕的。

　　我还有一种表述，就是天下的书分两种，一种是有文脉的，还有一种是没有文脉的。那种没有文脉的书是没有用的。

　　小孩子读书的自主权应该是受到控制的，不能是漫无节制的。因为小孩正在成长过程中，他们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审美能力都在成长过程中，是需要我们去引导的。选择图书的权力应该有一部分掌控在成年人手里。（约访：记者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