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来心情愉快，惟蚊虫叮咬巨痒；近年无事间，断续研读滕州杜泽逊《文献学概要》，至今日始于厕间（不好意思）读毕，颇有心得。意欲畅怀而论，然夜阑天热，思绪芜杂——公门有可喜之事，不能平复。故改作他日言之，且将杜师自述转引，略作铺垫云尔。睡。

以下节自：

何淑蘋、鄭誼慧《訪當代文獻學家──杜澤遜教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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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請談談您的《文獻學概要》一書。

一九九九年至二○○○年寫《文獻學概要》時是我的高峰期，現在叫我寫也寫不了，因為有些資料淡忘了，有些體會在腦海中並不那麼鮮明了。所以寫這種東西還得抓住時機，少了積累不行，少了時機也不行。

在北京編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後回到山東大學，馬上便開文獻學課程，一星期一次，一次四節，而且是連續上。一星期我就只準備這一次課，任何事都不做。我用一百頁稿紙寫講義，平均一次上課寫完一本，一次一本，共十八個星期，再歸納成十四章，但是寫得很潦草。一學期下來，《文獻學概要》的初稿就出來了。因為當時我已經做過《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四庫存目叢書》還有幫王先生整理張元濟《百衲本廿四史》的手稿，所以知識得以積累到一個高峰。

《百衲本廿四史》手稿共一百六十多冊，都是我從商務印書館背回去的，交稿也是我背過去交。我自己整理《史記》、《魏書》、《宋書》、《陳書》，內人也整理了兩《唐書》、《隋書》、《三國志》等五、六種。裏面哪些是張元濟的親筆，哪些是別人的字，我基本上都認識。當然，張元濟影印時改了很多，像《史記》改二千餘處，《三國志》改一千三百多處。但是他引的是宋版書，卻把宋版書的錯字改了，這還了得！基本上他改的都是該改的明顯錯誤，但是三家注俱全的宋版《史記》就這麼一種，其他都是集解的，而且又是從日本弄回來的，要影印這麼珍貴的東西，又不能容忍它錯誤連篇，就改，改又不跟外人說，只能偷改。這個《校勘記》遲遲不公布，就跟前人毀手稿的道理一樣。改字的秘密都在上面，若要改，都在上面批個「修」字，凡是批「修」的都改了。這部《校勘記》若公布出來，就能知道哪些字宋版原來作什麼，極具學術價值。當時，宋元版汲古閣、南北監都校過，工作量浩大，現在誰有這麼大的功夫校？所以這部《校勘記》的價值非常大，但是其中一些作法值得商榷。我在《文獻學概要》中提到，也對《史記》改字部分發表了相關文章。[7]《校勘記》稿本把改過字的全抹掉，剩下即所謂的定本，肯定是張元濟原意。我跟王先生說：「拿掉不就是矇騙嗎？」努力說服他將所有塗掉的部分恢復，「修」字也要保留下來。現在商務印書館出的那套就是這麼來的。

版本上，在做《存目叢書》時，看了五六千種的宋元明本，尤其是明版書，因為宋元版存世的量少。明版書我看了兩千多種，愈看愈沒規律，例外太多，清刻本就更不在話下。在這個階段，我的版本學知識已經積累到高峰。省級圖書館的明版書大概只有幾百種，可是我看了兩千多種，再加上又做了詳細記錄，對於版本的體會就特別深。因為《存目叢書》同時也印出來，如果一本書說是明刻本，實際上卻是清刻本，那不丟人嗎？所以慎之又慎。

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藏書史對我來說，都是在一九九八、九九年間達到高峰，再加上我的碩士論文寫辨偽學，對辨偽源流弄得很清楚。藉著寫教材的機會，覺得前人好的例子、沒用到的例子特別多，用不著抄，當時王欣夫先生的《文獻學講義》和程千帆先生的《校讎廣義》，我都沒看過。我的書出版後，有人問：「你沒有列參考書目？」我說：「我都沒看。」因為我覺得這是根據平常積累的。當然這跟涉獵對象有關，並不都是我的發現。我的《文獻學概要》有一個特點，就是有一定的錯別字、行文中前後不一、文白夾雜，不像教材。寫教材得四平八穩，但我這本書中有很多個人體會和平常經驗，舉的例子都是自己摸索過的。程毅中、白化文等人對這書的評價很高。

至於為什麼出版這本書呢？這又是一個特殊的機緣。二○○二年時，山東大學與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合併成為一個新的山東大學。合併前，三個學校都想把各自原有經費花完，因為合併後，山東省教育部便會挹注大量資金，所以必須將原有的經費用完。山大研究院建議，一切關於研究生教育、課程改革的項目都可以申報核銷。我把教材拿去，就獲得四萬元。其中三萬元用來出版，另外一萬元拿來買書、出差。書一開始給商務，那時《清史稿藝文志拾遺》還沒出來，因為會賠錢，中華書局老是推托。我給商務，可是中華書局知道我的書有補貼，就說：「你怎麼不交到中華來呢？」我說：「《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出不來，我不能先出自己的書，後出老師的書。」中華書局說：「一塊出！」他們就到商務去把稿子要來，一切合同等都跟商務一樣。自從二○○一年出版以來，每年都印八千冊，中華書局作夢也想不到。後來又被評上「十一五國家級教材」，可以進一步提高銷量。最近改成大開本，大概快出版了。我是這麼想的：教科書究竟有多少生命力？我並沒有將它看得跟《四庫存目標注》一樣重要，我希望還會有更好的「文獻學概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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