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了电报回来收拾行装，队长告诉我军区宣传部已同意把我借调到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同志，感谢你》了。没有什么反应，我只是鼻子里哼了一声。同意也得走，不同意也得走，现在说，晚了！我再不会回来了！

　　穿隧道，过铁桥，撞上“詹天佑挂钩”，火车朝着首都北京风驰电掣般行进。心里没有恋爱，没有婚姻，只有电影，只有珠江电影制片厂。
 
　　十次特快在《我的路）中为了简便曾写到去北京是坐飞机，实际是火车，以本书为准。特快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地进入北京车站。从读了不知多少遍的《同志，感谢你》剧本上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窗户上兴奋的王立的脸。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瞬间的感觉。就是那个感觉决定了我们的悲剧。我发现我简直错了。

　　他和我想象中的那个人完全是两码事。他没有什么不好。可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他！仿佛从半空中被摔到地上，我好疼。

　　我心里没有爱，只有陌生。我真的错了。可是，我兜里揣着婚姻介绍信。我是来和他结婚的。我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尽管我们并没有入洞房，可是没有什么不同。没有退路。退回去比现在还糟糕。

　　当天晚上，我们就结婚了。看来他作了不少准备。我没有什么感觉。没有换衣服也没有化妆，我没有亲人更没有好友在旁边，匆匆忙忙，公事公办地掀开了我人生崭新而重要的篇章。

　　我不能掩饰自己对男女之间亲昵的厌恶。在少女时代刻下的烙印像电影镜头在我们之间叠现，我反感婚姻生活，我讨厌男人。

　　结婚刚两天，我一定要走。尽管心里有对王立的歉疚。第四天早上，我这个没有新婚感觉的新媳妇就离开新婚丈夫走了。

　　当我重回北京再见到王立的时候，已是一年以后。其时在我心里，离婚的序曲已经开始奏响了。

　　我们的婚姻是我过去经历的牺牲品。蒙在鼓里的王立莫名其妙。对我的反常行为他以为只是我累、烦、压力太大，他希望改进我们的家庭生活。

　　除了以上这些原因以外，我正在拍摄《小花》、《婚礼》、《瞧这一家子》三部影片。这三部影片对未成名、在北京还谈不到立足的我来说是背水一战。我倾注了全部的心力。

　　我和王立的要求越来越有距离。在分别一年，饱尝了相思之苦后，他要的是一个媳妇和一个温暖的家，而我要的是奋斗，要的是成功。没有经过表演学校训练的我如牛负重，举步维艰。

　　我简直身心都腾不出一点空来去顾及王立。全总政歌剧团都知道我们相聚的难得：只要我有哪一天不拍戏在家休息，王立就会在宿舍走廊里大喊一声：“你们谁也别到我家来，刘晓庆回来了！”于是我们不会受到任何打扰。

　　我们房间里没有自来水，假如要出去打水或是买菜，王立会小心地把我锁在屋里。

　　他告诉我，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最讨厌墙上那滴答作响的时钟，一次他实在忍不住了，把那时钟给扔了出去！过了一会儿觉得心疼又捡了回来，钟还未坏还在走，只是钟面上有了丝丝裂纹。

　　他还说，在我去珠影拍戏的一年里，每次他碰到我的朋友，也就是那位介绍人，介绍人都躲躲闪闪十分难为情，觉得非常非常地对不住他，给他介绍了这么一个不着家的老婆。

　　他的这些话我当时完全不能理解。随着岁月的磨炼开始懂得人情冷暖才发现当初自己是多么混蛋。记得我时常看着他讲话的脸想我的台词，经常我们正在吃饭我停下筷子琢磨要拍的戏。

　　我早出晚归，半夜里时常爬起来写笔记，根本忘记了他的存在；我虽然身在家里，在他的旁边，可我的心不在这里，灵魂不在这里，心与灵魂在摄影棚里，在电影上面。

　　王立痛苦万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我，希望我能回心转意。可是我已陷在电影里不能自拔。每天傍晚他往摄影棚打电话问我还有几个镜头，虽然不会做饭，他亲手为我烧菜然后坐在桌旁静静地等我回来。他不了解电影是多么的随意，多么的没有时间概念，有时一个镜头只要二十分钟，有时一个镜头需要七个小时。当我总是在他过了忍耐极限的时候回家，他一见我就忍不住把桌子凳子一摔，然后大发雷霆。而刚进门仍然沉浸在戏里的我，看到这样的情景心惊胆战，但又莫名其妙。

　　我努力使他满意，却总是十分拙劣。他对我说每次他去听音乐会，看到别人都是成双成对衣冠楚楚，而每个人都向他问起我在什么地方，他总是回答他们我在外地，人们都当着他的面叹息。我马上说只要有机会只要不拍戏我们一定一起去听音乐会。于是有一天，我的生日，摄制组专门放我的假，我做好了一桌菜，点好了蜡烛，没有告诉他，想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谁知他拿了两张音乐会的票兴冲冲进门来要我立即跟他出发。我要过生日，他要去音乐会，相持不下最终又发生一场争吵，吵累了我软下来，吹灭蜡烛穿好衣服陪他去听音乐会。音乐会是梅纽因还是卡拉扬演奏的，是什么乐章谁的作品我已完全忘记了，由于拍戏由于争吵由于没有吃饭，我又渴又饿又困竟然在音乐厅呼呼大睡，丢尽了他这位出身于音乐世家的脸面。

　　我们的隔阂越来越深。我越来越不想回家了。每天总是找人替我向王立请假晚回家。家庭对我来说太局限了，远不如我自己一个人来得自由自在。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总是吵架，总是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