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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白录 3(1)
(2006-12-11 01:47:10)| 分类： 自白录 |
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南海长城》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认识了王立。后来他成了我的丈夫。
当时我在成都军区话剧团，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歌剧团。我是四川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他是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生，我学民族乐器扬琴，他主修西洋乐器钢琴。我在四川，他在北京。每个条件他都比我高一截。
刚见面时他嫌我比桌面还黑我觉得他条件还不错，后来他觉得我是五分我又嫌他戴眼镜不够男子气。不管我们互相嫌这嫌那，我们仍然抽时间约会，努力争取走到一起。
由于是朋友介绍我们相识，见面时大家都目的清楚，任务明确。虽然说有些“拔苗助长”但禾苗不一定都活不了。就像一棵树虽然只有树干没有枝叶，看上去秃拉巴几不伦不类既可笑还愚蠢，但树干毕竟是最主要的不是？窗户纸先捅破，树叶慢慢再长也行。
这也是我本人的意愿。我不愿意找电影演员，也不愿意和搞电影专业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不自信？也许是怕对方花心？当然这只是那时的想法。后来的历史证明，我一直在文艺界的窝里转，总出不了这个圈。
相互之间生诧诧地约会了几次，我参加拍摄的电影《四渡赤水》下马停拍，我就回四川去了。当我初涉银海，在电影的深水里扑腾了几下又回到战旗话剧团的时候，我已经提了干，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也是一个有六年军龄的“老兵”了。
我具备了谈恋爱的资格。领导、同志们都关心起我来。没几天，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件就发到了我们团的收发室。在部队里，每个人谈恋爱都是要汇报的。并不是说你已经谈上了恋爱才汇报，而是思想上一动了这根筋就要向领导汇报。领导会为你考虑，为你调查，了解对方的家庭出身，主要是政治表现等等，等批准了以后你们才可以谈恋爱。在这些过程当中，哪怕是被蒙在鼓里的对方也会清醒，等领导一批准那天，基本上生米就已经煮成了熟饭了。
总政歌剧团的调查函揭露了我本来不是秘密的秘密。因为觉得与王立只是相识，根本谈不上是恋爱，况且自己也还没有萌发“爱情”，根本就没有想过向组织上汇报请组织上调查的问题。离京时少嘱咐了一句，对方的函件这么快就来了。
来自总政治部的函件当然不会置之不理。我们团迅速回了信，在回信的同时也发了一封调查王立的函件。这一来二往，我和王立的恋爱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了。而我这个当事人还没有想好。
在我还没有认真想当然也就没有结果的时候，团里领导通知我，我们的恋爱被批准了。并且我被问到是打算在成都结婚还是在北京结婚？我的人生大事等于就这样被确定，因为那个时候在部队里只要公开了恋爱就得结婚，不然绝对是道德败坏，十恶不赦，在大家眼里会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于是我开始在心目中把王立当成丈夫给他写信。反正我不能再有别的选择横竖就是他了。差不多每天我都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热情洋溢的信。看着这些信我努力陶醉并且给自己下任务每周二、三必须回信，还绞尽脑汁使我的信纸布满甜蜜动人的辞藻，我给他织毛衣还给他织毛裤，由于相隔太远分开太久他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淡漠，凭着他的来信我的去信编织我们的未来，并且把他塑造成了另一个心目中理想的人。
可我还是不想结婚。同志们都催促我，父母更是心切。我简直不觉得结婚有什么好。有什么意思？我甚至不知道什么叫思念。我不思念任何人。书上写的那些关于爱情的话语太肉麻了。
我只是沿着不知是谁为我安排的轨道在前进着。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轨道。大家如此，我只有如此。跟着走就是了。
而令我心急如焚、日夜焦虑的是我不能再拍电影。许多电影厂来借调我，团里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就是不放。尽管我只是在《霓虹灯下的哨兵》里演舞女演工人跑龙套，再不就是京剧《杜鹃山》改编成话剧只演第三场，我演B角根本没有上台实践的机会，可团里还是不放。
我恨死了团里的领导。心里暗暗发誓一旦得逞绝不轻饶他们。可我首先必须“得逞”。我又如何能得逞呢？
第一次我自己想到了婚姻。我可以提出结婚！结婚我就可以去北京，他们不能阻拦！到北京结不结婚还不是由我。总之一切到时候再说！
简直没想到婚姻还能作跳板，此时对男友不嫌我远在四川没和我吹灯满怀着感激。
想好了就开始进行。一切顺利极了。手续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团里开了一封介绍信，大意是“特介绍我团×××前往北京与你团××结婚”之类。然后我写了一封信给王立，告诉他我很快会去北京，让他到车站去接我，此时我已万事俱备，只等火车票了。
火车票拿到手，马上到邮局给北京发了个电报。告诉我到北京的准确车次、时间，免得错过。
王立书生气十足，几次从北京托火车列车员给我带东西，总是怕我接不到，想出许多花样来。一次把我和他的合影从中撕成两半，让列车员拿着他头像那一半，另一半寄给我，到了火车上两张照片一对，暗号接上，东西就可以取走了。几年之后我们闹离婚时我曾经想到过这个细节，莫不是当初他把我们的合影一分为二，预示了今天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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