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无数次在拍摄现场为了“话剧好，还是电影好”闹得不可开交无法继续拍摄。导演谢晋及全组成员只有停下来等我们吵完平心静气以后才能再开始工作。

　　可是我确实不想拍了。真的不想拍了。面对众多的剧本及导演热忱的邀请我兴味索然。电影对喜新厌旧的我来说已经毫无新鲜感也没有刺激性。我不想做同一件事做那么久。拍电影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个性不允许我再往下做。如同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也会腻一样，电影这道佳肴我是“吃伤了胃口”了。

　　我讨厌电影明星的一切：访问、拍照，参加各种会议，应酬。我开始不见记者，同他们吵架，从不参加三个人以上的集会或活动，只要看见有摄影机或是照相机对着我便条件反射神经质地大喊：“不！”

　　而同时我贫穷。徒有显赫的声名却不具备哪怕是起码的物质生活。我没有房子住，也没有“拜客衫”，还有那么多的官司及数不清的麻烦：偷税啦，离婚啦，和记者吵架啦，打观众啦，桃色新闻啦”……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五十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作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挡车。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去你妈的电影明星。真没劲透了。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十几年的青春换来这一大堆的乱七八糟。我不是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观众吗？要是每个观众给我寄一分钱，不，哪怕是一半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再不，三分之一，四分之一，哪怕是八分之一八十分之一八百分之一的观众每人给我一分钱，那是什么成色？肯定是另一番景象。

　　可是没有人给我寄钱。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一分钱。只有个别的观众寄钱给我替他买书什么的，我一看钱不够还得倒贴，就根本没收原封不动给退回去了。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一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一去整整九个月。

　　九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虽然我参加拍摄电视连续剧《风华绝代》，可一切对我已有了新的意义。我面临着另一种挑战，生命的第二次冲刺，我进入崭新的人生。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

　　“甘苦”？几年来的生死沉浮，怎“甘苦”二字了得？而做生意与做演员有那么多的截然不同，无异于在几年之内拔苗助长地上了十几所大学。

　　普天下的报纸如雪片般飞来，再次掀起“刘晓庆现象”的狂潮：“刘晓庆在××市购地二百亩，建一座明星城”，“刘晓庆在××市投资××亿，修建豪华区”，“刘晓庆在××市……”，‘晓庆’牌系列化妆品席卷京城……”，“‘晓庆’牌饮料……”，“‘晓庆’牌美容加湿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

　　在此之后的新闻则是：“刘晓庆哪有这么多钱？”于是报界、新闻界又抛开我这个当事人，围绕我的钱包开展讨论，众说纷纭。

　　找我支持、捐款、赞助的信件堆积如山。仿佛我这里每天都会从天上洒下“钱雨”，而恰恰是掉到我这个小小的地方。

　　许多人都断定我挖到了金矿，理直气壮地到公司来要钱，我不在或是给不了就臭骂我一顿，就像这里是他家的银行。

　　办任何事，买任何东西，只要看见我公司的名片，就狮子张大嘴劈头盖脸咬一口，根本置报纸上认为我其实没有什么钱的言论于不顾，取他们所需。借钱的、找我投资的络绎不绝，每天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形形色色各类人等使公司职员应接不暇，忙乱不堪。

　　公司成员一再增多，经营范围总是在扩大，仍然跟不上社会的需要。

　　我又重新陷入舆论的重重包围之中。无论我自己本人的意愿如何，人们就是要关心你，管管你。虽然我当了老板目的是退隐幕后，可大家还是当你在前台，仍然把你作为假想对象指手划脚议论一个溜够。

　　这当中最多的问题则是：“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每个人都想发财。每个人都想了解并且借鉴别人的生财之道。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书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