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料，北大一项新的招生政策引发了社会的热烈争论，赞者有之，但批评质疑的声音和每一次人们对北大改革的反应一样，占据了上风。

看起来这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北大自称或者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不引人注目是不太可能的，无论这种过分的关注是北大希望看到的还是被迫接受的；批评者居多看来似乎也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批评或许来自于改革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或者来自于一些有聊的或者无聊的挑剔——找出缺点总是比寻找优点来的容易，况且后者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前者则被同样被认为是理所应当被批评的。做得有缺陷，自然要接受批评。

但批评之后又改当如何呢？这是个比单纯的批判要困难得多的问题。

让我们做一些设想。

如果北大不进行改革，将会如何？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批判已经数不胜数乃至都不再成为“时髦”，北大自然也包括在内，甚至还会受到更多的批评。因为北大向来被认为是“敢为天下先”，在中国高等教育“万马齐喑究可哀”的背景下，北大自然被寄予更大的希望，被认为应当更为积极地行动起来，至少也要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她的学子能够不再如过江之鲫般到国外深造来借此抬高身价。所以，北大必须改革，否则有愧于自己所背负的历史使命。因此，沉默不是北大的选择，改革是必然的，而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承担被质疑的风险，乃至失败的风险。

就此项改革而言，让我们再做一些其他的设想。如果被推荐的真的是人们所期待的那样都是怪才，而不是现在这样“唯成绩是举”，结果会如何呢？可以想象，依旧是潮水般的批评。批评会以下几种情况出现：暗箱操作，这大概会是最普遍的批评，因为怪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即便是被挑选出来的真的是怪才，那其他的“怪才”们该如何处置呢？很显然，“怪”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在这方面考试成绩就凸显了其独特的优越性，第一名被推荐所有人都不会有什么异议，更不会被指责为暗箱操作。

如果我们改变一下推荐的方式，比如由老师或者一个委员会集体推荐是否会消解质疑呢？情况大概也不会乐观，因为在我们的思维中，“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况且以北大的招牌，愿意为此花费大价钱埋单的人在中国有的是。区区几个委员，大可以一一攻破。

那如果让学生自主推荐呢？这个更不用考虑了，因为这和家长、校长、老师推荐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问题归结为一点，凡是由一些不确定的、可以人为自主决定的主观性的标准都是不可靠的。而除了成绩可以把一个人的所有素质归结为简单的分数之外，又有什么能够做到完全的客观公平呢？恐怕还没有，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考试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的国家里更是如此。于是，当我们把所有可能的改革都思量批判一遍之后却发现：已经被批评得体无完肤的高考、唯分数论其实是最好也或许是唯一的选拔方式。选择这样的做，至少可以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出头的椽子而被推上舆论的浪尖，因为受到批判的是整个制度和高等教育体系。

所以，结论只能是：北大如果不进行改革，会受到批判；北大现在的校长实名推荐制，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会受到批判；北大如果真的去挑选那些所谓的偏才、怪才，同样会受到质疑和批判。但在这些所有批判的背后，没有人能够真正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所以，事情到这个地步，已经不再仅仅是北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问题。症结在于，我们这个社会过于“人际关系化”了。当然，任何社会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社会，问题不在于我们要不要依赖人际关系，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利用人际关系，或者说在什么时候运用我们的人际关系，以及应当运用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在人际关系的庇护下，以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为荣，以挑战社会规则为荣，以践踏法律为荣，那么这样的人际关系对社会的贡献只可能是负向的。每个人都能从人际关系中获益，但整个社会却会因此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就是中国的困境。当我们发现单纯的思想教育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终于发现：原来制度的改革才是根本。但当我们一次次看到制度被扭曲，看到在别的国家运行得很好的制度在我们这里却屡屡失效的时候；我们曾经寄予厚望的制度，也逐渐地让我们失望。

根源何在？或许可以称之为我们的社会文化。当所有人都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时候，当所有人都把拉关系看得比本职工作、比正常的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时候，当所有的官员都把法律当作儿戏的时候，就不要制度能够拯救我们。

但今天的我们都患上了制度依赖症，以为所有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制度来解决。但鲁迅先生终其一生所致力的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在今天依旧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倘或我们放弃了这努力，现实就总会让我们失望，我们所进行的艰辛的改革努力也很可能会事倍功半，甚至离改革的初衷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