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04月12日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一定意义上讲，人是文化的存在。因为人不像动物那样通过遗传基因延续物种，而是通过文化传承文明。“观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对人的熏陶和滋养，就像春风化雨一样，所到之处，春意盎然，绿色一片。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是我们最深厚的软实力，正是因为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对于专属于自己的文化，我们应该心存敬畏。

                                    集体本位

在西方社会，文化的力量总是通过宗教来显现的。通过宣扬“灵魂不死”和“来世的幸福”，宗教将人的精神价值寄托于形而上的彼岸，以克服死亡的恐惧和人生的有限。与之相反，中国文化则表现出了鲜明的内在超越的品格。中国没有形而上的宗教，但却通过参与集体事业实现了对永恒和无限的至上追求：个体的人生是有限的，但社会和集体的事业却是无限的。只要将个人有限的生命和社会无限的事业结合在一起,人生便有了意义。《大学》开篇第一句就说:“大学之道，在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里的“大”指的就是“大人”之意，而所谓“大人”，就是指成年之人，应该参与集体事业，因此需要知书明理，培养集体意识，通晓人生之道。否则，没有社会知识的学习，没有社会规范的洗礼，人是不能称之为一个大写的“人”的。从个体的“修身”开始，向外在的集体社会事业扩而散之，就形成了中国人“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抱负。

正因为此，中国人对超越经验的彼岸世界兴趣不大，但对当下的世俗生活却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论语》中记载，季路想问问老师孔子如何事待鬼神，孔子说：“人的事情还没有照顾好，拿什么来事待鬼神？”季路又想问问老师对于死亡的看法，孔子说：“生的问题还没有搞明白，怎么会去考虑死的事情呢？”“愚公移山”的故事估计我们都听说过。当愚公被问及何时才能将山移走的时候，愚公显得信心十足：“我又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意思是说，我死了不要紧，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孙子又生儿子……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会把山移走。看来，所谓的“愚公”之“愚”，正是出自对于血脉传承的信心和坚持，而个人有限的生命正是通过血液在代代子孙中的流淌获得了无限的意义。

泰勒说：“文化可以使一个人因为某些食物被打上不洁净的烙印而饿死，尽管该食物的营养对他是有效的。文化可以使一个人为了扫除污点而剖腹或枪杀自己。文化的力量大于生死。”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经了无数次战乱、天灾和磨难，最终却是绵绵不绝地生存了下来，并相对完好地保存了自己的文化遗产，正是因为中国文化所涵养出来的中国人在世俗中完成了超越，在集体中实现了永恒。从郁郁而歌、投江自尽的屈原，到笔笔见血、忍辱负重的司马迁；从金戈铁马、精忠报国的岳飞，到留取丹心、名垂青史的文天祥；从视死如归，血荐轩辕的谭嗣同，到愤然蹈海、以身殉国的陈天华……这些华夏子孙们，从来没有人以命令的形式让他们必须承担“死”的责任，也没有法律规定他们必须履行“死”的义务，当然，他们也不需要上帝的召唤和天堂的诱惑，更不需要魔鬼的恐吓和地狱的威胁，国家的兴亡和民族的兴衰就能让他们视死如归，坦然就义。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表达了中国人这种无以伦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正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所说：“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将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的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的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当今世界的绝对要求”。

                                   心性追求

对集体事业的投入，并没有阻碍中国人在心性方面的自由追求。在西方，经验主义是自由传统的滥觞，自由因此也多被理解为外在束缚和限制的摆脱。与之相反，中国文化中的自由传统更多地关注的是精神上的超越和意志上的自律。孔子号称弟子三千，但他最喜欢、最欣赏的却是颜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颜回将道德追求与自由快乐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孔子这样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用非常简陋的竹器吃饭，用瓢饮水，住在陋巷，别人受不了这种困苦，颜回却不改变自己乐观态度。这种“安贫乐道”，不是打肿了脸充胖子，更不是寻求自我平衡的阿Q精神，而是一种摆脱了外在欲求，在道德践履中油然生发的精神快乐。

孔子自己也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对人而言，道德的践行是人的自主自觉行为，而不服从任何外在的目的和规定。有人企图以“行善”作为增福长寿的途径，遭到了孔子的强烈反对。据《荀子》记载，孔子往楚，曾困于陈、蔡之间，没有吃的，甚至“七日不火食”。子路问他：“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可是老师您“累德、积义、怀美”，为什么上天不降福祉于你，反而把你搞得如此狼狈？孔子听完狠狠地批评了子路：“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意思是说，一个人应该在自己的努力和奉献中体悟担当感带来的快乐和满足，而非为了谋求外在功利获得肉体层面的欢娱。如果你没有得到福祉，那仅仅是“遇”或者是“命”，而不应该因此而放弃努力。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它将道德自律深深地积淀于人心之中，而非借助于外在的制度约束和律令规范。从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到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中国人自古以来无不身体力行地传承着自己的“道统”。即使世界不理想，但人还可以有理想。即使世风日下，人还可以自治，至少可以治自己的心。道与善，不在别处，就在人的心中，一旦“得时”，就会大放异彩，助道之兴。所以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孟子也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莫见于隐，莫显于微。”最容易见到的恰恰是隐藏在人身体内的心，力量最明显的反而在轻微的一言一行中。“士可杀，而不可辱。”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内心中的力量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强大无比，外力很难使之屈服。而人在举手投足过程中不经意表现出来的情操和气节，就能影响别人。物极必反，有形态的东西必有极，物到了尽头，向前就没有路了。而人之道却没有极，只要血脉在延续，道就在延续。

                                     实践精神

如果说西方文化塑造的是一种主“智”的传统，那么，中国文化倡导的则是一种主“悟”的立场。“智”对应的是知识，需要对认识对象进行外在的打量和观摩。“悟”对应的则是道理，需要参与到其中去品、去体味、去感受，而不是无关痛痒地站在外围进行旁观。正如黑格尔所说：“同一句格言，在一个饱经风霜、备受煎熬的老人嘴里说出来，和在一个天真可爱、未谙世事的孩子嘴里说出来，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因此，道德人格的养成，人生道理的觉悟，说到底并不是一个“知道”或者“不知道”的知识论问题，而是一种实践的功夫。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文化特别强调“知行合一”，注重通过实际生活，身临其境地去领悟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孔子说：“巧言令色，鲜仁矣。” 那些夸夸其谈的人之所以令人生厌，正是因为他们的“知”和“行”发生了分裂，思想没有落实到行动上，只闻其言，不见其行。就此，孔子极力反对脱离开具体实践发表高谈阔论。比如，孔子对鬼神是存而不论的，“子不语怪、力、怪、神”，但他又特别重视以鬼神为朝拜对象的祭祀。这一点令他的弟子们感到非常疑惑：老师到底相信还是不相信鬼神？他是仅仅承认鬼神存在就止步不前了，还是真的相信鬼神的保佑和赐福？其实，这种非黑即白的认知思路，根本没有进入孔子的实践境域。因为在孔子那里，鬼神根本就不是认知的对象，其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虔诚地祭祀鬼神的过程中。“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离开了祭祀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离开了在这一具体实践活动中生发的切身感受，空泛地谈论鬼神，就好比一个从来不会游泳的人站在岸边对游泳这件事乱加揣摩一样，没有任何意义。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以投身于其中的方式去领会当下的意义，是中华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中华文化至今保持着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因素。文化不应是置身于外供我们拿来解剖、切割、组合和搭配的外在对象，而应该成为渗透在我们骨子和血液里的活的命脉。自古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圣贤豪杰无不用行动诠释文化，用生命证诚文化。正是在他们的行动中和精神人格的感召下，文化才成为有生命的东西。今天的我们，如果仅以“凭吊古迹”的态度视之，文化只能是“一堆无生命精神之文物，如同死的化石”。现今的时代背景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我们仍需对专属于自己的文化保持敬畏之心，并结合时代发展予以创新，使之落实到生命中，体现在生活上，进入到心灵里。唯有如此，我们的文化才能够“活”起来，汇集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之流。而这，也正是我们树立文化自信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